在希特勒背信弃义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英法的绥靖主义受到了又一次重大的挫败，它们和纳粹德国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事实上，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苏联逐渐成为双方都在争取的对象，英国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联合苏联以对付纳粹德国的侵略，丘吉尔在1939年5月4日就指出：“没有俄国的帮助，就无法维持反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41）要求张伯伦政府改变拖延谈判的态度，迅速和苏联结盟。
    另一方面，希特勒在1937年11月决定了“先打西方”的方针之后，苏联在纳粹德国的整个战略地位中也起了变化，成为他稳住后方，避免两线作战，分裂英、法、苏有可能形成的反德联合战线的关键。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希特勒表现出他在策略上的巨大灵活性，尽管反共是他的起家资本，他一直吼叫和布尔什维主义“不共戴天”，可是一旦需要，他就来个180度大转弯，“急不可耐地想和苏联接触”，不惜以重大的让步和代价争取苏联。
    在苏联，也存在一个避免西方国家有可能形成的反苏包围圈，以及避免两线作战的问题。特别是慕尼黑会议之后，在欧洲有可能形成德、意、英、法之间“四强”的新联合，希特勒步步东逼，张伯伦之流依然梦想“祸水东引”，同时东方还有一个轴心的伙伴--日本也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姿态，不断挑起边界冲突。这样就既存在苏英法联合起来制止纳粹侵略的可能性，也存在德苏接近，双方暂时互相利用的现实基础。任何一方面斗争的成败都影响整个斗争的结局。
    从1939年4月就开始进行的苏英法谈判， 主要是由于英法当局缺乏诚意而遭受失败，这已有公论。但希特勒分化离间的外交手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一头拉住苏联，一头又拉住英国，防止英法苏接近。
    德苏关系在慕尼黑会议后不久已经有了转变的迹象，1938年底开始德苏经济贸易谈判，虽然在1939年2月谈判中断，但标志着两国已经开始接触。与此同时， 希特勒努力阻止苏联和英、法接近。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在3月21日写给参议员凯·比特曼的信中说：“……希特勒正在拼命使斯大林疏远法国和英国，除非英国人和法国人觉醒过来，我担心他会成功”。（42）4月16日，苏联曾正式向英、法建议缔结三边互助条约，这个消息使希特勒大为紧张，千方百计阻挠英法苏谈判。在5月26日一份由里宾特洛甫草拟的向德驻苏大使舒伦堡的指示稿中，要他去见莫洛托夫尽力劝阻，说：“我们还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真正诱使苏联积极参加英国的包围政策”，并且挑拨说：“我们因此深信，英国将再次遵行它的传统政策，让其他国家为它火中取栗”（43）。随后，德国又决定立即和苏联谈判以阻挠英苏谈判。
    在拉住俄国的同时，希特勒的另一只手也伸向英国，他利用张伯伦仍然企求对德妥协谋和的弱点，从1939年5月到8月，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秘密的英德外交谈判。张伯伦甚至只把和苏联的谈判看成是安抚英国右翼，“防止苏联和德国接近的手段”，或者仅仅是作为对德国威吓的一种姿态，而把真正希望寄托在英德谈判上。张伯伦不惜提出划分势力范围让德国人在东欧有“行动自由”来求取和希特勒的妥协，德国则乘机要胁说：“在英法苏三方谈判未以某种方式结束以前，英国政府无论是发表演说或是采取其他途径以争取同德国达成协议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的希望”。（44）
    事实上，希特勒对英国的秘密接触，只是作为破坏英法苏有可能形成的反德包围圈的一种手段，为他加紧准备对西方战争打掩护。他在1939年5月23日的军事会议上已经再次肯定了先西后东的战略方针，“战斗主要应当针对英国和法国”，因此“英国是我们的敌人，同英国的冲突是生死斗争”。（45）所以他真正急于想拉拢的还是苏联，为了稳住后方，避免两线作战，他认为“不管多高的代价，必须使俄国的中立实现”，因为“如果德国与西方列强交战之外，还必须同俄国打仗，就简直没有打赢的机会”。（46）
    所以，与英法苏谈判的迟缓拖延形成对照，苏德谈判则以出乎意外的速度进行。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订，从而结束了战前这一场苏、英、德三角紧张复杂的外交斗争。这是英法绥靖政策的彻底失败，是苏联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又是德国外交的一个重大成就，在顺利完成这一切之后，希特勒终于能提早发动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