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客观的形势如此，主观的情形却有所不同。同样以街道里弄为例，治安形势固然前所未有地好，新政权对街道里弄政治隐患的担心却有增无减。原因很简单，基层政权组织虽然建立起来，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街道里弄的社会成份却太过复杂，有问题的嫌疑分子所占比例过大，而里弄居委会的负责人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不可靠分子。有的街道里弄“镇反”比较彻底，有的“镇反”并未达到目的。较好的如据江宁分局延平路派出所辖区，在“镇反”已经完全结束后的195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辖境内共有10581户，54158人，有大小工厂1740余个，其中工人有16703人，职员1767人，手工业劳动者1352人，小商贩2256人，家庭妇女10420人，学生6256人，店员512人，机关工作人员798人，自由职业者786人，失业工人1841人，资本家735人，无业游民85人，以及儿童等若干人。在上述人中，除去已经“镇反”处理的人犯不计外，仍有恶霸7人，特务65人，反动会道头子7人，反动党团骨干45人，一般政治性的反动身份1031人，一般社会性问题分子的318人，管制分子22人，共计1495人。整个辖区内政治情况仍旧相当复杂，治安管理任务繁重（注：《江宁分局延平路派出所工作调查》（1953年），上档A6/2/68/50。）。至于效果不大好的地区，如恒茂里，相关的调查则显示，该里弄虽然在“镇反”运动中逮捕了19人，枪毙2人，关8人，管制2人，期满释放及保释各1人，未决5人，但尚有五类反坏分子109人，其中有骨干分子31人，有重要调查材料未彻底调查者24人，有一般检举材料未做深入调查者54人。派出所甚至连一张该里弄已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都没有，所存材料也是张冠李戴，基层群众颇多不满。影响到该里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亦严重不纯。自1951年底以来里弄干部104人，已有74人因各种原因被淘汰或清理（注：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治法律会处编印：《本市区以下基层组织调查材料汇编》（1953年9月），上档A6/2/68/19-22。）。
    街道如此，各单位的情况也同样不能让当政者感到满意。
    上海是中国城市工人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曾经是早年中共的发祥地，就理论上而言，上海应当是身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也始终对此有所期待。但是，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当中的影响，主要只是发生在1920年代中期。此后共产党即被逼出上海，上海绝大多数行业的工人，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人力工人，出于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长期以来受到国民党工会组织，特别是青红帮及其从事工会运动的帮会人士陆京士等人的影响，不少的工人与之有过联系，甚或参加过他们组织的诸如工人福利会、护工队以及义务警察之类的组织，并从中受益。结果，1949年共产党重新回到上海，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和工厂中，因为种种原因对新政权不满的“落后工人”的数量相当之大。直到“镇反”运动发动之前，在社会各行业中，谣言最盛之处往往就在工人当中，而出现人为破坏较多的，也主要是在工厂。这种强烈的反差其实已经表明，仅仅指望通过一次“镇反”运动，就想彻底占领工厂，几乎没有可能。
    国民党和帮会组织在上海工人当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据中国搬运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报告，在其所属范围，自1951年2月至10月，被逮捕的人数达到1173人。（注：《中国搬运工会上海市委员会为检送反革命罪犯名册及请将没收罪犯财产拨交本会以便展开劳保福利工作等情况的报告及批复》（1951年10月26日），上档1/2/1304/4-5。）另据上海总工会的报告，根据尚不完全的统计，全上海公私营各工厂仅4月27日前后，就被逮捕了6077人。其中有325个基层工会主席或委员，上总及产业工会的机关干部中也有73人被捕。（注：《上海工人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总结报告》（1951年7月），上档C1/1/28/12。）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放到这一年“镇反”运动中被判刑或被管制的万余人犯当中，不难看出工人“反革命”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如果再加上手工或商业行业的工人“反革命”，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是不是把这些人镇压了或判刑管制了，问题就解决了呢？远非如此。被捕和被判刑者，除了个别并无历史问题，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往枪口上撞的“楞头青”（注：如有一位青年工人被判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公开扬言“我要是特务，我就不去登记”，进而被认定他与工厂厕所中的一条反动标语有关。）以外，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把头、工头和恶霸，有的有过劣行，因而民愤较大，有的是帮会分子，群众中反映不一；一类原本就是普通工人，只不过他（她）们过去参加了国民党时期的工会组织，并成为其中的骨干，解放后也还是普通工人，却对新政权颇多不满，且因其工人身份，因而敢于表现。不过，当这些人被逮捕、判刑之后，对于新政权来说，更加危险的显然已经不是他（她）们了，而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发现，或尚未暴露出真实面目的隐藏得更深的敌对分子。注意到“杀”、“关”、“管”的数量有限，还有大批公开的和隐蔽的有政治问题的分子继续生活工作在社会人群当中，新政权不能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监管形式。这就是建立细致的政治人事档案，以便于严密监控。
    还在1951年秋天，有关部门就已经明令各单位要对所属人员从政治上依据危险程度加以分类，并据此建立最初的政治人事档案了。这一做法，无疑是此后日益流行的将人按照“出身”、“成份”、“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划分成“黑五类”或“红五类”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