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面相信：“只要首先把镇压的锋芒，对准为群众所痛恨的匪首、恶霸、及确有证据的特务、会门头子和解放后继续活动的国民党重要党团分子，就不致抓错杀错”。（注：《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补充指示》（1951年2月7日），转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117-118页。）并且，它还组织了市区两级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的主张（注：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年2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127页。），将死刑案件都向审查委员会宣读通过，力求判案能够尽可能准确。但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规模的结案处刑，特别是处人死刑，仍旧带有极大的冒险性。此前《人民日报》批评上海市法院将近一年时间审理判刑人犯不足140人，平均每月审理判刑仅十一二人。以后市法院和市军管会改变工作态度，尽量“随收随结，及时判决”，最快也不过判决了收案的百分之二百以上，其中更鲜有定案量刑难度较大的死刑案。（注：前引《解放日报》1950年11月9日二版。文称从当年5月到11月初，仅判29例死刑，47%为5-15年徒刑，余多为短期徒刑。）如今一个多月时间，就判处了380余人死刑（注：报载，上海市3月27日执行处决91人，4月4日执行处决6人，4月30日执行处决285人，总计处决382人。）。此后，据不完全统计，除5月处决人数略少外，6月宣布处决的人数就达到436人，7月更达到624人，8月则为102人，9月为281人，如果再加上这几个月判处死缓、无期、有期和管制的约7000人，其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就更是让人难以置信了。（注：这一时期出于宣传和动员的需要，凡因“反革命罪”而判刑者，均大张旗鼓地用布告形式公示，并刊登于报纸上。已知连同处死刑的人犯加在一起，6月共判处两批1145人，7月共判处12批3069人，8月共判处7批2763人，9月共判处5批1384人。分别见5-9月的《解放日报》，恕不一一注明日期。）
    为加速判处死刑，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上海市最初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暂时将其他案件放在一边，先集中人力审结那些民怨极深，容易定案的死刑案，像29日公审的陆杏生、陈阿毛等著名恶霸及其帮凶，或已经过数次公审，或其罪行早已整理见报，处理起来自然较为容易；一是大批复审旧案，将过去判得过轻，依现时标准各方早已提出疑问的案件集中起来，对那些原本罪行较重，只因过去考虑到种种原因而被宽大了的分子，这次一概从严改判死刑。对于前一种情况，一般说来不大容易出现错判误判的现象；但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其轻重的尺度却不是很容易把握的。像前述有组织特务武装现行活动的顾震、高鹏程、邱桂成等，这时均被改判死刑。而像前述不服从工会而向资方启衅的金星等，这时也大都被改判了死刑。这其中量刑的尺度就有明显的差异。随着“大杀几批”的宣传声势已经达到极致，“关”和“管”的数字也要相应跟上，在把容易审结的案件突击审结之后，以后几个月的工作难度之大，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这时上海司法机关能够较为从容地应付这一局面的一个基本原因，自然是《条例》所给予的相当宽松的判案权限了。同一罪行可以量刑的伸缩幅度之大，给了判案人员极大的自由掌握空间。像《条例》第六条有间谍或资敌行为之一者，第七条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有各种情节之一者，第八条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第九条以反革命为目策谋或执行破坏或杀害行为者，第十条以反革命为目有挑拨、煽惑行为者，第十一条以反革命为目偷越国境者，第十三条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凡触犯所列各条以下任何一款，均重可判死刑、死缓或无期，轻可判五年或三年。区分罪犯目的如何，该重该轻的唯一尺度，就掌握在审判机关的手里，全视审判人员认为是“情节重大”还是“情节较轻”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人民日报》1951年2月22日一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杀”、“关”、“管”指标，又要避免在此重大政治斗争关头再受“宽大无边”的批评，出身成份不好的旧司法人员占到60%的上海市法院，这时在掌握《条例》的判案标准上，自然要一概趋严趋重了。（注：据报，《条例》公布后上海市法院用了一个半月时间进行学习，清算了超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仁慈”观点，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倾向和伪六法全书观点，深感过去处理案件中轻刑主义是严重的，在“已遂”、“未遂”、“意图”、“阴谋”上太过推敲，不是从人民利益和反革命的犯罪危害性出发。根本就是由于多数旧人员受旧司法熏染，出身地主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原因在作怪。《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通过学习批判宽大无边偏向》，《解放日报》1951年5月7日三版。）在这方面，倒是负责复核的军管会反而做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工作。
    比如，铁路老工人程阿鸿，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这时被人检举还参加过有国民党背景的“正气社”，且上海解放后不满新政权，发牢骚，开快车，有意破坏。再加上本人抗拒登记，市法院据此于4月下旬判处程死刑。对此，军管会终审组复核该案材料时，明确提出疑问：程承认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承认解放后不满政府赌气怠工，也承认生气开过快车，但不承认有意破坏，也否认参加过“正气社”。对此，法院都没有充分举证以否定其说法。从情理看，程为一有近40年工龄的老工人，1946年才加入国民党，政治上并非一贯反动，且历史上亦无恶行。仅以思想反动，故意破坏，发牢骚，抗拒登记即判死刑，似嫌过重。故应“判徒刑十二年，以资改造”。此案最后报到负责政法的潘汉年那里，潘虽认为程不满新政权，赌气怠工，抗拒登记应予重判，但也认为：“死刑不妥”，改判“徒刑廿年”（注：《程阿鸿反革命案决定书稿》（1951年5月），上档B1/2/105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