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镇反”运动的全面展开
    基于毛泽东3月24日的批复意见，上海方面迅速开展了具体的部署。在这个月末，上海破天荒第一次枪毙了91名人犯，几乎是1月份以来处决人犯的两倍。比照北京的经验，上海市政府转而立即着手组织召开了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4月中旬用了7天时间讨论“镇反”的重大意义，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同时并大张旗鼓地组织各区及工厂企业控诉和公审“罪大恶极”者，报纸上更是连篇累牍地刊登各种报道与文章，揭发控诉恶霸流氓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与特务破坏生产，危害生命的行径。运动的这种指向，很快就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从而轻而易举地把“镇反”运动推向了高潮。
    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时一致同意市政府的说法，即上海过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中心，再加上解放前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有计划地布置特务潜伏，各地又有大批反革命分子逃来上海，“因此潜藏在上海的反革命分子的数量是很多的”。由于依据新颁布的《条例》，人们可以将一切土匪、恶霸、流氓、地痞，以及各种帮派会门分子统统纳入“反革命”之列，这就使各界民众乃至于多数商人和企业家，很容易联想到过去恶霸横行、流氓当道的情形，进而自觉地把“镇反”与自己切身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找到具体的斗争对象，并激发起斗争的热情。受此影响，代表会上，众多代表也积极拥护“镇反”。他们纷纷提出，不仅对有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要严厉镇压，就是对历史上有过“反革命”行为者，也要追究惩罚；不仅对有恶行者要治裁，就是对已经坦白登记没有明显劣迹者，也应集中进行思想改造，以确保无虞。（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进行传达工作的通知》（1951年4月18日），上档L1/1/17/52；《提案》，上档L1/1/17/60。）就连多少熟悉西方法律观点的前《大公报》主编王芸生，这时也明显地受到形势的影响，慷慨激昂地主张：“我们认为反革命没有‘已遂’‘未遂’之分，只要是反革命，就得严厉镇压。”（注：《新闻界代表王芸生发言》，《文汇报》1951年4月17日二版。）
    但是，1951年已经过去近三分之一，而且春天转瞬即去，要完成一年处决两千人犯，春天处决数百的计划，即使只是从操作的层面，也相当困难了。为此，上海市不得不紧急成立“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具体规划和协调全市的“镇反”工作。同时召开人民代表会协商委员会，邀集相关委员组成“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弥补审案判案人员不足的问题。并着手酝酿在各单位和里弄等基层组建“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以便动员群众直接参预并便于提供线索。随后，上海市军管会及市政府于4月27日晚组织了由军队、警察、干部和工人、学生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约36000人，于午夜之后在全上海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突击搜捕行动，一举拘押了8000多人。（注：转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1-332页。）28日晨，各报大张旗鼓地报道了此次逮捕行动，并一致声言：“这些罪犯都是人民切齿痛恨的野兽”，“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如不及时逮捕惩治，国家与人民生命财产将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亦应邀在报上发表言论，对政府“这样重大的措施，竟办得鸡犬不惊”，表示“钦佩”和“拥护”，相信“与其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他们甚至表示，既然有市区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及基层单位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多数人均能陈述意见，相信不致有冤枉的事情发生。（注：应邀请发表感想者有刘鸿生、胡厥文、吴蕴初、王芸生、徐永祚、谢仁冰、吴艺五、陈仁炳、顾执中、金学成、傅于琛、何萼梅、吴藻溪等。《人民政府逮捕大批反革命分子各界人士同声表示拥护》，《解放日报》1951年4月29日二版。）
    28日，上海市当局以市协商委员会名义发出通告，宣布次日即召开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要求全市各机关、工厂、团体、学校，乃至于里弄，均应组织收听实况转播。（注：《进一步巩固上海革命秩序，市公安局接受人民要求，昨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市协商委员会今发出重要通知，明召开市区两级代表联席会议，并公审一批反革命分子，届时广播实况》，《文汇报》1951年4月28日一版。）29日的大会，公审了2名特务、4名恶霸、1名会道门头目和2名过去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血债的分子，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以身说法，声泪俱下地要求政府帮助他们讨还血债。（注：《区代表万人集会逸园，昨公审反革命分子》，《文汇报》1951年4月30日一版。）第二天，上海方面一次性就公开枪毙了285名人犯。（注：《市军管会接受人民要求，处决反革命首恶二八五名》，《文汇报》1951年5月1日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