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被列为有问题者的比例之高，已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而事情显然还不止于此。其实，从“镇反”运动开始，就反映出一个注定会让当政者难以接受的现象，即“反革命”抓不胜抓，有嫌疑者层出不穷。据1951年市郊大场区大规模“镇反”发动前，和大规模“镇反”发动后两个时段的统计，第一个阶段是自坦白登记后的2月下旬至大规模逮捕的4月27日，全区5个乡一个特别区合计检举反革命213人，区委认可并主张判刑或管制者为200人，除极个别外，能够认定的罪名，几乎全为历史问题。第二个阶段是4月27日大逮捕之后，从6月15日至7月30日之间的一个统计，它反映出群众受运动鼓舞，进一步又检举出本区的“反革命分子”272人，其他区的“反革命分子”34人，连同检举人不能指出具体住址的“反革命分子”74人，总共又检举出“反革命分子”380人。同样能够认定的罪名，几乎也全为历史问题。（注：大场公安分局：《大场区反革命案件处理情况一览表》（1951年12月20日-4月27日）；大场公安分局：《大场区检举案件处理一览表》（1951年6月15日-7月30日），上档A71/2/95/97-138。）
    “镇反”运动中如此，大规模“镇反”过后，情况依旧如此。1951年秋天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三反”和“五反”运动，接下来1952年又发生了思想改造运动。几乎每一个运动都会进一步交待或检举出更多新的隐瞒了历史问题的分子。以思想改造运动期间上海三所重点学校新交待出历史问题的情况统计为例，即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见表2）
    
    不难看出，在经历了坦白登记、“镇反”、“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这三个学校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新发现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的人数，甚至比坦白登记和“镇反”运动所发现的还要多，这种情况势必会使“镇反”运动的发动者备受刺激。
    显而易见，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越多，运动中所认定的有各种问题的人也就越多，结果是“历史问题”所牵涉的范围也就越大，各单位和各街道里弄必须要面对的可能具有危害性的嫌疑分子及其家属的人数也就越多。这种恶性循环几乎不可避免，它不仅会导致社会内部政治分野被人为地扩大化，而且会使当政者头脑中敌情观念越绷越紧。
    仅以邑庙中心小学的情况为例，到1952年才不过刚刚经历了几个运动，全校71名教员、职员和工人就已经全部被列入到问题档案之中了。据相关统计，按照前述五类分子排列，该校第一类型共48人，占全校人数67%。第二类型共7人，占全校人数10%。第三类型共10人，占全校人数14%。第四类型共2人，占全校人数3%。第五类型共4人，占全校人数6%。（注：《邑庙区中心小学政治情况材料》（1951年6月16日），B105/5/699/56。）
    相对单纯的学校情况尚且如此，与社会底层密切融为一体的许多工厂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这里仅以永安印染厂为例。全场536名工人和职员中间，只有中共党员37人，候补党员8人，团员29人。除中共党员之外，包括团员在内，全厂近一半的人都被归人了五类分子的行列。究竟什么样的人属于不能信任或需要警惕的五类分子呢？因篇幅关系，我们这里仅列出该厂人员政治背景统计表中两个科室（庶务科与煮漂科）的人员情况，略加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