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系统不同，和对坦白登记工作的目的认识不同，不同的部门这时对开展登记工作的要求也明显不同。青年团上海市工委明确指示所属各级团委：登记工作不宜搞成群众运动，“避免公开号召团员与团员间相互检举与监督”；对一般可疑分子“应避免在团员大会或群众大会上公开进行检举或‘斗争’”，只能个别说服，或用小组会及座谈会的形式，劝说其自觉向组织坦白；对主动坦白的团员，要“防止‘穷追穷问’的偏向”；无论可疑分子还是已坦白的团员，均“不应在群众中公布其名单”（注：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关于曾经参加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的团员的处理工作上几个具体问题的决定》（1951年1月20日），上档C1/2/179/11-13。）。而上海总工会则明确支持其下级组织发起控诉特务分子破坏生产和设备的群众大会，赞同鼓动工人及其家属进行“劝说、检举、告密运动”，并支持对个别有较大民愤的登记分子召开斗争大会。由于采取的做法相异，产生的效果也多少有些差别。据青年团上海市工委的不完全统计，全市此次主动坦白登记的团员达到2094人，其中不符合登记条件者就有1616人，占一半以上（注：青年团上海市工委：《团员坦白情况分类统计表》（1951年6月12日），上档C21/2/177/1。）。越是动员得好的部门，这种比例也就越大。如据中共上海市委直属机关团工委在其所属部门内的统计，登记工作开始后，前往登记的符合条件者仅4人，主动前往登记者却有44人之多。（注：上海市委直属机关团工委：《团内曾参加反动组织者各种类型及处理情况分类统计表》（1951年7月3日），上档A77/1/453/8。）而据工会方面的报告，登记工作开始后，一方面是过去公开唱反调者老实了，造谣惑众的情况迅速消失；另一方面心生逆反者也骤然增多，不少工厂怀疑被蓄意破坏造成的生产事故数量明显上升，隐瞒历史的情况相当普遍。（注：上海市总工会：《关于工会系统内进行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工作的总结》（1951年3月）上档C1/2/483/9-15。）
    显然，由于现实中很少发现敌人的存在，感觉不到可怕的威胁，相当多数的部门并没有把坦白登记工作和“反特”斗争，以至于“镇反”运动直接挂起勾来。甚至不少参加登记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也不了解登记的意义所在。他们不仅提出：“为什么过去不进行登记工作，是否过去讲宽大，今天讲镇压了？”而且表示弄不清镇压与宽大该如何结合。在登记工作中一些干部为了追求数字，不管够不够标准，一概动员前去登记。他们并且告诉前来登记的人员：“只要登记就没问题”，“只要坦白，决不追究。”有些干部更是在登记过程中渐渐对前来登记的人员发生同情。因为不少登记对象在讲述自己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或中统、军统的历史时，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是为了抗日，思想上也很进步等等，结果影响到这些干部相信：“大概他们是只不过走错了一条路，如果跟共产党走了，今天还不是与我们一样是个革命干部了？”（注：上海市委党校一部：《本校第四期学员参加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2月27日），上档A71/1/90/15-17。）特别是在一些行政机关内部，大家已经久为同事关系，平时并未发现政治上格格不入的问题，因此这些机关里中共党组织掌握登记工作就更显得较多温情。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主动坦白登记者几占该委员会工作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共党支部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相反，他们只是把相关的登记材料上报了事，自己不仅没有留底以做进一步的调查，而且明确告诉上级党委：登记分子除个别还不够坦白外，其他人的态度都“比较诚恳，并要求给予帮助，能在实际工作中改造自己”。且“坦白后工作也积极起来了”，因为他们都觉得“讲出来后轻松多了”。（注：《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第九支部展开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工作报告》（1951年2月19日），上档A1/2/483/25,32。）
    不可否认，由于坦白登记工作把“坦白”与“宽大”相联系，从而使得上海的“镇反”工作从一开始就与中共中央发动“镇反”运动的主旨不尽协调，这也是不少中共党员干部相信“只要坦白，决不查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致当群众追问“如果特务彻底坦白自新怎么处理”时，不少干部干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注：上海市委党校一部：《本校第四期学员参加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2月27日），上档A71/1/90/15-17。）事实上，在登记过程中，从陈毅市长，到报纸宣传，基本上都在强调：只要坦白登记，就可以被视为历史上一时失足，不划为异类。而一切失足分子，只要向人民悔过立功，就有出路。（注：陈毅为此并亲自题词登在报上，以鼓励一切失足者勇于坦白。词曰：“一切失足分子只有向人民悔过立功才是出路！”《解放日报》1951年1月13日一版；方庆立：《告一切犹豫顾虑中的失足分子》，《解放日报》1951年1月19日二版。）这时报上还公开发表坦白登记的特务分子的文章，和介绍国民党骨干坦白登记受到欢迎的通讯，说明这一观点。如《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交通大学学生刘原的自白书，说明自己念高二时，因“军委会特种技术训练班”来校招生，大家以为可以因此参加抗日并学到技术，于是一个班就有十余人报名参加。等到后来才发现所受的是特务训练，不自觉地成了军统的一分子。解放后，因知道一般人厌恶特务，故再未参与特务活动，如今进一步彻底坦白登记，自己更是感受从此“得到解放了”。该报介绍的“匪特朱某”怎样履行登记的通讯，具体说明了朱某经历了犹豫反复的心理过程，最后被迫和盘托出，并未受到任何清算，且回到单位后，许多同事都来慰问他。他极其兴奋地讲道：“连以前不和我讲话的人，也跑过来握着手来安慰我，以后我才知道有些人以前不理我，是因为我参加过反动组织，没有向政府坦白。”（注：《我要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交大军统分子刘原的自白》，《解放日报》1951年1月19日二版；《匪特朱某是怎样履行登记的？》，《解放日报》1951年1月24日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