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实行保留地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在于隔离和同化印第安人，以消除种族冲突。
    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激烈的生存竞争，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无法混居而和平相处，频繁而血腥的种族冲突，首先受害的是印第安人，其次广大的白人不可避免地也蒙受损失。那些处于白人社区包围之中的部落，经常与白人产生零星的摩擦，血亲复仇事件时有发生；而西部的游猎部落则不断袭击白人边疆定居点和移民队伍，使边疆居民惶惶不安。美国政府多次对印第安人用兵，但武力征讨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效果也不理想。
    这种现实使不少人相信，两个种族不可能共存于同一地区。1831年有个白人传教士断言，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联合，如同人与其他动物的联合一样，乃是绝对不可能的（14）。白人社会普遍认为，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对基督教精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印第安人也很蔑视白人文化，用苏族首领坐牛的话说，白人充满占有欲，劫贫济富，用建筑和废物来玷污大地母亲；他称白人为一股春天的洪流，一旦决堤而出，便把所有挡道的东西都冲毁；他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比肩而居”（15）。
    解决种族冲突的主动权，是控制在白人社会手中。就当时的种族关系格局而言，消除冲突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灭绝印第安人，一是对他们实行隔离和同化。现实的选择则是后者。系统提出保留地计划的卢克·李认为，任何有关印第安人政策的计划，必须有利于将印第安人最终改造成美国社会的公民；对西部的野蛮部落来说，只有迫使其定居下来，不从事农业就会挨饿，这样才能让他们走“白人的路”（16）。格兰特政府的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也提出，保留地政策的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使西部拓殖者免于印第安人的威胁，二是开化土著居民（17）。可见，在保留地制度的倡导者和推行者的心目中，把印第安人与白人社会隔离开来，用同化的办法来消除种族冲突，乃是保留地制度所要完成的重要使命。
    其三，保留地制度的推行虽系美国政府所为，但也出于白人社会的压力和推动。
    要求把印第安人驱赶进保留地的社会势力，首先是边疆居民。白人拓殖者一方面要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另一方面又苦于土著部落的袭扰，因而总是呼吁政府加以保护。正如海伦·亨特·杰克逊所言，在每一个夺取或企图夺取印第安人土地的边疆人身后，总会有一个无耻的政客在支持他（18），所以拓殖者的意志总能在政府的决策中得到反映。联邦政府对西部开发向来是持鼓励态度的，消除印第安人对西进的“阻碍”，也是他乐于承担的“责任”。
    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固然不友好，但边疆居民对土著部落的仇恨与敌视更为强烈。他们视印第安人为“动物”，在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上，他们“通常比印第安人本身表现得还要野蛮”（19）。1847年有位白人作者写道：“我们的西部拓荒者……都不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们对土著怀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只因他们无能去灭绝这个种族，才阻止了其仇恨的爆发。”（20）这种状况使一些同情印第安人的人道主义者感到担忧，他们认为保留地制度或许可使印第安人免遭灭绝，而同化和改造则能让他们进入主流社会。所以，这些人道主义者成了积极支持保留地计划的另一种社会势力，对联邦印第安人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最后还应指出，保留地制度在1850-1880年间得以普遍实行，还得益于不少有利于白人社会的条件。
    从印第安人方面来说，在与白人的长期接触中，大部分部落都饱受战乱和疾病的蹂躏，人口锐减，力量衰弱，日渐无法与白人社会抗争。白人的屠戮，政府的征讨，加上部落之间的厮杀，固然对印第安人产生了很有害的后果，但疾病乃是最大的杀手。印第安人对由白人传来的麻疹、天花、猩红热、霍乱等疾病毫无抵抗能力，一旦流行，往往整村甚至整个部落的人都难以幸免。1738年的一次疫病流行，使切罗基族人口减少一半（21）；1840年达科他-阿西尼博恩族因天花流行死了75％的人（22）；1835-1860年间密苏里河以西地区天花四度流行， 使曼丹族由1600人减至100人，黑脚族由4800人减至2400人（23）。另外，白人传入的饮酒和卖淫习俗，大大损害了印第安武士的体质和意志，从另一方面削弱了土著部落的战斗力。所以，在联邦大力推行保留地制度中，能够用武力进行抵抗的部落已寥若晨星。
    与白人文化的接触，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某种消极后果，即对白人物质文化的严重依赖性，由这种依赖性导致了他们对白人的屈从，从而保证了保留地制度的顺利推行。印第安人从白人文化中吸收得最彻底的，就是枪支和酒。枪支取代弓箭和石器，成为狩猎、作战的武器，但枪支的供应、维修以及弹药的来源全靠白人；酒的传入使不少人染上饮酒的嗜好，而印第安人自己不会酿酒，酒的供应也依赖于白人。白人社会利用印第安人的这种依赖性，或许以优惠供给，或挟以断绝货源，迫使一些部落接受了保留地制度。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生存环境的毁坏使得不少部落被迫迁入保留地。东部的部落因生息之地完全落入白人之手，保留地便成了他们最后的退路。大平原和西南地区的部落，多以猎取野牛为生存依托。有个部落流传一句古老的谚语：“野牛以其肉供人食，以其皮供人衣，……人们的生命和孩子的成长全靠野牛……”（24）。但由于铁路的开通和市场上对野牛皮的需求，招致白人职业猎手对野牛的捕杀；美国政府为断绝印第安人的生路而迫其进入保留地，也鼓励猎杀野牛。1871年后平均每年有300万头野牛被杀（25）；1878年南部野牛群被灭绝，5年后北部野牛群也销声匿迹了（26）。原来骁勇善战的大平原诸部落，因无以为生而屈辱地迁入保留地，靠联邦的有限配给和年金聊以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