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保留地制度的历史作用
    美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之一，就是它兴起于印第安人生息的大陆之上，以后者的苦难和不幸作为自己成长壮大的代价。保留地制度形成和推广的年代，正是美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这种制度虽然在道义上是残酷和非正义的，但却适应了美国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功能。
    实行保留地制度的首要动机，就是满足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土地要求，保障西部开发的顺利进行；而保留地制度做到了这一点，这便是它最突出的一个历史作用。
    19世纪50年代提出建立保留地制度的时候，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人部落大部分都已西迁，仅杰克逊总统当政时期，白人通过迁徙就从印第安人手里获得了1亿英亩土地，而美国政府所付的代价并不很大（44）。在推行保留地制度以后，白人社会又从西部印第安人各部落那里夺得了大量土地。而且，由于把他们限制在保留地，减轻了边疆冲突，保证了移民线路的通畅，极大地刺激了西部开发的进行，于是，1865-1890年间西进运动出现了最后一次高潮。但是，这对印第安人来说，却使他们损失了大部分土地。以大平原上的科曼奇人为例，1865年前他们拥有3亿英亩狩猎地，两年后仅剩下了一块300万英亩的保留地（45）。科曼奇人当然不是大幅度丧失土地的唯一部落。在保留地制度全面推行后，印第安人所占有的全部土地仅有美国300多万平方英里领土中的2万平方英里（46），而且被分割成无数支离破碎的保留地，土地贫瘠荒芜。那些肥沃可耕的土地都已经易主白人了。
    当然，保留地制度并未最后完成对土著部落土地的剥夺，也不能绝对保障边疆安全。最初划出的保留地面积相对较大，而且后来发现荒芜的地表下埋藏着丰富的矿物，因而保留地很快又成了白人社会觊觎的对象。于是，联邦政府开始对保留地进行调整和改组，以压缩其面积；或对保留地的部落进行再迁徙，以让出白人需要的土地。当这些仍不能使白人的土地欲望获得满足时，联邦政府便着手解散部落，撤消保留地，在印第安人中实施份地分配制，这又一次造成了印第安人土地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不满保留制的印第安人不时逃出保留地，仍对白人定居点形成威胁，于是联邦政府又派正规军对他们进行征讨。在1890年还发生了翁迪德尼大屠杀，有近300名印第安人丧生（47）。这是最后一次征伐印第安人的大规模边疆战争。所以，军事行动构成了对保留地制度的必要补充。
    有些美国历史学家，如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研究西部开拓历程时，对印第安人的苦难只字不提；使用“自由地”的概念时也完全忽略了土著部落的土地权利（48）。若对保留地制度稍加探讨，便可发现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商榷的。
    就长远的历史影响而言，保留地制度所发挥的最大功能，乃是对印第安人的强制性同化和改造。美国政府和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与态度经常变动，但强迫同化却是一贯如一的政策。白人社会相信，白人和印第安人不可能在同一大陆上共存，因为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要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唯一的途径不是灭绝就是同化他们。1792年就有人断言，印第安人“或被开化或遭灭绝的时代将会到来”（49）。由于灭绝一个种族在道义上牵涉的罪恶太深，所以美国政府宁愿执行同化政策。在印第安人各部落拥有独立和自主权的时期，同化政策的效果完全取决于部落的选择，一般来说进展不大。保留地制度剥夺了部落的独立与自主权，为强制推行同化政策打开了绿灯。于是，保留地成了同化印第安人的“美国化”计划的实验场。
    关于如何同化保留地印第安人，白人社会提出过多种方案。1869年以后联邦执行的所谓“和平政策”，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先把印第安人迁入保留地，然后进行同化（50）。人类学家摩尔根1876年提出对保留地印第安人实行“货栈制”，为其产品提供市场以鼓励他们从事生产（51）。还有一种比较系统的方案，计划用25-30年时间完成保留地印第安人的“美国化”：第一步是使其定居生产；第二步使其摆脱白人的不良影响；第三步向其传授劳动技能；第四步实行基督教化；第五步建立保障其私有财产权利的法律系统（52）。关于同化的要求，1884年的摩霍克湖会议指出，印第安人必须做到三点：（1）懂英语以便和白人交流；（2）会生产技能以便维持生存；（3）受基督教式的教育以便承担家庭、国家和教会的义务（53）。只有达到这些要求，印第安人才能进入主流社会，成为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在保留地推行的“美国化”计划，包括教育、定居生产、宗教改造、风习变革等多项内容，其推行过程中完全忽视了印第安人的态度和意志，因而带有强制性和明显的种族压迫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