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美国化”计划中具有头等重要性，它不仅向印第安人传授英语知识和生产技能，而且担负着实现青年一代印第安人非部落化的使命。在保留地的管理处都设有负责教育的机构，各个保留地都建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印第安人学校。到1900年，保留地外的职业学校达25所，保留地寄宿学校有81所，偏远地区保留地学校有147所（54）。不过，在保留地推行教育计划并不容易。 印第安人成年人不仅自己抗拒教育，而且极不愿让孩子上学。于是，每逢开学之际，保留地警察四处活动，搜捕逃学的孩子，驱赶学生上学，对不予合作的父母：轻则扣发配给，重则投入监狱。孩子们一上学，如同身陷囹圄，连假期也不得回家，甚至不准父母探视。如阿帕奇保留地的一所学校，为防止学生逃跑，甚至把宿舍的窗户全部钉死（55）。学校一般开设英文、算术、家政、手艺、生产技能等方面的课程。虽然入学的人数逐年而增，但教育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因为教员素质太抵（保留地的生活环境太恶劣，很难找到合格的白人教师），学生对强制教育有抵触情绪；另外，所开课程对印第安人的现实生活很少帮助，而且学生毕业后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把保留地印第安人改造成自给自足的定居小农，一直是“美国化”计划的核心目标。实行保留地计划时，联邦政府有一个设想，认为一旦改变印第安人的生活环境，他们将不得不以农、牧业生产取代过去的狩猎方式来维持生活。所以，在签定有关保留地的条约时，往往要将由联邦提供农具、牲口、种子和设备等内容写入条款。在保留地，有白人专门负责向印第安人传授农、牧业生产技术和白人家庭生活模式。印第安人对定居生产的反应很不一样。有的部落，如五大文明部落，在保留地兴办了很发达的农、牧业；但原来的游猎部落对生产持消极态度，他们有的信奉土地崇拜，认为开发土地等于蹂躏自己的母亲，有的则视农业为女人的工作，武士不屑于此事。就外部条件而言，联邦政府不承认印第安人对保留地土地的所有权，加上土地硗薄，印第安人因贫困而无力负担生产开销，所以，在保留地推广农、牧业生产遇到很大困难。
    保留地的“美国化”计划旨在实现全面的“非部落化”，因而还在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对印第安人进行改造。大部分保留地都建有基督教堂。传教士们致力于消除部落文化特征。不过，印第安人对基督教教义或不理解或坚决拒绝，传统形式的宗教虽处于秘密状态，但仍有很大影响。此外，联邦官员、教师和传教士还不准印第安人穿戴传统服饰，讲本族语言和举行传统仪式，甚至不许他们用原来的名字。联邦管理机关则全面控制部落事务，限制部落政府的权力。
    然而，这种苦心孤诣的同化和改造，其结局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大失败。印第安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方面并未发生白人社会所期望的变化。例如，据两个联邦保留地雇员记载，迟至1909年，加利福尼亚的克拉马斯保留地内几乎看不到白人文明的痕迹（56）。即使接受白人文化较多的部落，也仅限于物质和技术的层面，其精神与观念上仍旧是传统的。导致保留地“美国化”计划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印第安人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韧性，虽屡经打击而终未崩溃；另一方面，白人文化流弊丛生，加上保留地官员腐败无能，引起印第安人极深的蔑视；更为重要的是，强制性同化乃是种族对抗的继续，根本不可能产生很大的积极效果。
    从印第安人方面来看，保留地制度的最大后果就是对其精神的摧毁性打击。印第安人曾经是北美大陆的主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种族。各个部落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实体，自行处理部落的内部事务，决定对外战争，美国政府与之交往，也往往以外交方式进行。保留地制度的实行，剥夺了各部落的主权和印第安人的自由，印第安人沦为被美国政府监护的对象，许多人必须依赖政府的配给才能维持生活。这种失败的屈辱和挫折感，使印第安人在精神上失去平衡，不少人走向了消沉和颓废，给外界造成印第安人乃是“一个正在消失的种族”的印象。
    由于保留地制度的形成是对印第安人的土地、主权和自由加以剥夺的结果，而保留地印第安人又备受强制性同化政策的折磨而过着贫困不幸的生活，所以，保留地就成了美国社会种族压迫的堡垒和不公正、不平等的象征。有人称保留地为“畜栏”和“露天监狱”或“乡村贫民窟”（57），这绝非言过其实。19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印第安人政策改革运动，抨击保留地政策的弊病，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大丑恶。改革派认为，“如果这一保留地制度仅对我们造成实体性伤害，那么我们庶几尚可忍受。但它阻碍文明，把印第安人孤立起来，从而否认正义要求赋予他们的所有权利……它完全是一大无望的错误，……它只能被彻底拔除，从根到枝叶一点不留，从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制度”（58）。
    但事情往往有其两面性，而且会发生不断的变化。保留地制度固然使印第安人遭受巨大不幸，但倘若没有保留地制度，他们的情况未必会好一些。米拉德·菲尔莫尔总统在1852年指出，在没有设立保留地的地区，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排他性占有既未获美国政府承认，那么他们就会被白人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59）。这话颇有道理，因为白人的土地欲望如果不能通过政府而得到满足，他们便会用民间武装来对付印第安人，自行夺取其土地。殖民地时期的培根起义就可作为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保留地制度确曾对印第安人起过某种保护作用。这也是当初支持保留地计划的人道主义者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