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民权与专制的冲突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百年前的维新变法，有许多可供后人议论之处。民权与专制的冲突，就是一个令人回肠荡气的话题。
    一个政权，给人民以多少权利，是衡量民主还是专制的标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2000多年来一直是皇帝有权，官吏有权，百姓无权；天语纶音，朕即法律。即使被西方轰出中世纪后，依然如故。人民长期处在专制高压下，人格早已麻木。诚如梁启超所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维新派要变法图强，首先要“开民智”，改变国民的奴隶意识，使用的思想武器，即是搬用向西方学来的“人权天赋”，大倡民权：“今之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中国之改制，当以兴民权为真标”。
    维新派声讨专制、索要民权，从操作方面说，主要有三条：一是给人民以言政自由，为此，他们提倡成立议院，议员民选；二是给人民以言论自由，为此，他们倡办报纸，成立学会、到处发表演说；三是给人民以自立权利，为此他们游说封疆，主张一省应地方自立。这三条无疑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清王朝的君主专制和愚民政策，是一种根本性冲击。一旦如此，不仅政体形式发生改变，国家性质也将随之变易。卫道士们当然将民权论视为洪水猛兽，群起攻之，宣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民权之论，“无一益而有百害”。双方都在民权问题上做足文章，百日新政只是水到渠成而已。就此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更像是个思想启蒙运动，知识界由是懂得了做人应有的权利。
    维新派的民权宣传目的是要改革封建专制政体，所以戊戌变法又是一次政治革新运动。但也应看到体制改革有实质性与非实质性之分。不妨说，维新派要的是给民以权的政体改革。至于改革的方法和形式，可以变通。所以他们会从设议院退到开制度局，把“变法之本”落实到“变官制”上，把宪法的宗旨限定在“君民合治”上。过去我们似乎太看重政体形式的改变，一见上述策略性变化就说他们倒退了；一见清末“新政”中一些改革措施，则不着边际地加以“重新评价”。其实，维新派从未放弃过以民权为核心的政体设计，民权始终是他们政治主张的灵魂。
    清政府体制的核心是专制愚民，而不在其形式。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维护专制愚民的“三纲五常”，是“万古不易之常经”，而治法则是“令甲令乙”的可变者，体现统治方法的政府结构形式可以变化，即所谓“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所以清王朝照样会“自改革”，搞所谓“新政”乃至“预备立宪”。形式在变，专制的实质不变，对仍在鼓吹民权的康、梁，坚持不赦；从思想到行动仍实行“防民胜于防川”的政策。正因为它不给民权，所以被时人称为假维新、真专制的骗局。
    但是，如果民权没有推进到民主，争民权又和维护君权联在一起，那么改革就不可能彻底，人民更难通过改革获得真实的权利。不幸，戊戌维新就是如此。大倡民权的维新派始终停留在民权启蒙的起跑线上，不能因时而进；不少受到民权启蒙的知识分子，其政治觉醒则越不过君主立宪的门槛。这两者都曾给中国民主革命带来过麻烦。
    事实证明，只有民主才是对专制的致命一击，民主共和才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看来，戊戌维新时期民权与专制的冲突，确有进一步再议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