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研究大有可为
    宋德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匆匆过去了半个世纪。通过前辈和后辈学者的不懈努力，戊戌维新研究无论在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史实的考订与辨析，还是在大部头专著的出版，高质量论文的发表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特别是近20年来，这段历史的研究受到改革开放大潮的有力推动，在一些重大方面能够克服以往存在的某些倾向性的偏差或局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是突破人为圈定的关于“改良”内涵的固有限制，切实按照历史事实本身的内容来为维新运动下定义。以往评价维新运动的性质总少不了加上“枝枝节节的改良”、“点点滴滴的变革”一类的字眼，究其根源，与套用某些经典定义不无关系。对此，新论者们既从理论上对长期混淆不清的“改良主义”与“改良”的区别等进行深入辨析，又从史实上对维新派力主大变全变乃至密谋发动军事政变等加以系统考证，以证明戊戌年的改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带有根本性。有的论者甚至提出了戊戌维新亦可称之为革命的观点。二是突破盲目性很大的关于革命必然优于改良的思维定势，还维新运动以更为合理更为恰当的历史地位。非历史主义地抬高革命而贬低改良，以革命作为标准来评判改良的是非功过，曾是戊戌维新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习以为常的偏向。在反思这一偏向的过程中，论者们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革命与改良不存在可以脱离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的优劣性，搞革命还是搞改良应视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实际可能性而定；评价改良的是非功过只能根据其本身社会实践的综合性的结果，而并起或后起的革命都不能成为评判的标准。从这种共识出发，维新派在戊戌时期的历史功绩得到了更充分的认定，其历史局限得到了更科学的说明，对戊戌维新失败原因的分析亦能跳出某些一成不变、颇为牵强的旧说，提出了一些更合情理的新见。三是突破某些简单化、片面化的研究方式，全面、辩证地评价维新派和维新运动。过去研究中对维新派和维新运动所下的简单片面的结论是不少的，如说维新派主张开民智就是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主张联络外国就是对帝国主义缴械投降、主张保皇就是堕落为反动等等。通过辨析，人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维新派确实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但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开民智的积极意义；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认识不透，但决不等于他们连爱国与卖国的界限都分不清楚；维新派的保皇更是有特殊的原因和特定的内容，完全不能与“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相提并论。关键在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更多地应从维新派和维新运动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来理解，尤其应分清主次轻重，现象与本质，不宜顾此失彼，偏执一面，主观臆断。除了以上重大进展之外，围绕戊戌维新派的政治纲领、慈禧对戊戌变法的基本态度等重要问题而展开的讨论亦表明了戊戌维新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良好势头。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确信，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经过史学工作者们的进一步努力，戊戌维新中的研究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放开眼界看“戊戌”
    郭汉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建国之后，这一课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形成了研究的热潮，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出现了一些知名学者。戊戌变法史的研究范围从百日维新扩大到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技学术以及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领袖人物的探讨扩展到光绪帝、翁同和、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统治阶层代表人物的剖析，从而把这个历史事件当作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加以分析，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通过史料的发掘和考辩，人们对《戊戌奏稿》及所反映的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对光绪密诏、袁世凯告密、康有为戊戌密谋等一系列早有定论的问题又有了新的、然而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对于在这些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我们理应表示敬意。
    然而，也要看到，在以往关于戊戌变法、特别是在有关这一事件的人物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于首先区分政治派别，如所谓后党、帝党、改良派、洋务派、顽固派等等，然后按照一定的、先入为主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去描述其思想主张与社会活动，再进而作出肯定的或否定的结论。凡属“帝党”和改良派人士，则肯定之，颂扬之；凡属“后党”和顽固派人物，则否定之，批判之；凡洋务派人士，则贬多褒少，形成了以人划线、以派别定功过是非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和分析方法制约着对戊戌维新运动作更深入的研究。因此，需要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宽广一些。
    戊戌变法作为一场改革运动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实际上是、也只可能是一种政府行为。因为改革本身，不管是兴利还是除弊，不管是破旧还是立新，实质上都是权力、利益和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必须经由政府调整政策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落实才能得以实现。很难设想，不通过政府（包括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政策的调整与贯彻，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因此，必须很好地研究戊戌变法过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政府决策及其贯彻情况。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维新派人士的上书、章奏和宣传活动可能产生过重大影响，二者有一定的互动关系，但决不是一回事。维新派大都是在野士绅和下层官僚，他们人微言轻，政治影响有限，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宣传鼓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决策是值得研究的。若把他们视为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把他们的思想主张和社会活动等同于改革本身，恐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戊戌变法是在甲午战后朝野上下求变思潮推动下发生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新闻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际上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近代化的继续和发展，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包括朝野上下各种社会阶层的人们，除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外，还有开始觉醒起来的广大官吏和绅商。甲午战后，一系列的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的创办，一系列近代文化事业的兴起，诸如学堂、报刊、学会、图书馆等的涌现，以及近代金融事业、邮政、采用西法整军经武等，大都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实现的。这些人可能不赞成康梁一派的政治主张，与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保持距离甚或持有异议，但只要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种举措及所开展的社会活动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利于中国国力的增进与提高，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我们的史学工作者都应当加以研究，予以褒扬，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我相信，在以往丰硕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放开眼界看戊戌，扩大研究视野，在这个领域里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