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践第一，重在社会效果的评价标准
    赵春晨（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建国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评价，总的来说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在前17年里，由于受“左”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影响，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虽然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是又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指责它维护清朝的统治和“与民众斗争相对立”，断言它具有“反动性”的一面，从而影响了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70年代末以来，随着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学术界也得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历史，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摘掉了戴在维新派与维新运动头上的“改良主义”帽子，比较一致地认为，维新是改良而不是改良主义，维新派作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戊戌时期站在时代的前列，勇敢地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统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这种基本评价上的变化，是近十多年来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坚持实践第一、重在社会效果的评价标准所带来的结果。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近代史的研究比较强调事件的起因、人物的动机，好以起因定性质、以动机判善恶，而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社会实际所产生的效果重视不够，对一些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褒场也往往只是归结到精神的层面，夸赞其“斗争精神”如何如何。这实际是一种纯道德的评判标准。而且，这种纯道德的评判又常同划分劳动者与剥削者的阶级界限联系在一起。一个运动或者一个人物，只要被列入“劳动群众”阵营，其主观意图即被确定为善良、革命的，其所作所为也就成了天然合理的；反之，如果被划入“剥削阶级”的范围，则其主观意图或被视为反动、反人民的，或被视为自私、有局限的，其作为要么是倒行逆施，要么虽有点客观的进步作用，总体上却是不可恭维的，即使是这些“剥削阶级”中一些在当时原本属于社会进步因素的力量和个人（如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也会被划出“人民群众”范围之外，经常需要讨论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这种评判标准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简单化、脸谱化了，同时它也夸大了道德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社会效果，尤其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以此来评判历史，显然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我们建国后直到70年代末，对于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偏颇，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认为今后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深入研究，应充分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开思路，特别是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对于包括维新派与维新运动在内的一切历史事件与人物，既要弄清楚其起因和思想动机，作出道德的评判，以起到扬善击恶、教育后人的作用，又绝不能止步于此，而应深入、具体地考察其在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效果，看它们是顺应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还是违背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还是束缚了生产力。而且，对于社会效果的考察，也应当着重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发展变化上，而不是笼统、抽象地谈论所谓的“斗争精神”云云。
    攀登成熟学科分支的新高
    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戊戌维新运动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100年来，这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民族命运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一直是我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课题。特别是近50年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取得较多成果的重要分支，国外有关学者也对这场运动予以重视。在关心中国历史问题的其他理论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当中，这个多姿多彩的革新运动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众多的专著、论文和资料的发表与出版，有关的问题一再形成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多次专题学术活动的开展，这些都表明，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已是发展得相当成熟的学科分支。
    正因为如此，对这个专题做进一步研究，使这个学科分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有了很好的条件。这里笔者不揣谫陋，就以下两点谈些不成熟的想法。
    首先，已有的学术成果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作进一步探索。现在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戊戌变法当作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影响下的一场旨在使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运动。可以说，这是我们考虑维新运动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个思路是戊戌维新史研究取得众多成果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此不应否认。但在同时，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自身有没有一些内在因素，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出现与开展起到这样那样的作用？如何考察这些因素并使之得到清楚、具体的认识？像我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所显示的那样，鸦片战争前，已有中国人留学西方，鸦片战争后，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考察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广泛了解者。但我们都知道，在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宣传家当中，除严复以外，都没有与西方社会进行直接的接触，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产生真正深刻的了解。但正是他们，发起了这场伟大运动。这个事实，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原来一直强调从“西方的冲击”的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变迁的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史学界，近些年转而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倡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近代历史演变的原因。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上的转向自有其内在原因，所论并非尽当，我们不一定去模仿，但其合理的方面应加以参考。
    其次，我们应注意利用已有学术成果，更加注意研究的对象与基本社会背景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即戊戌维新运动史和维新时期的中国史的衔接和融合。在过去一段时期，我们习惯于将中国近代史研究集中于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运动，这样可以使我们通过对各个时期历史主题的把握来理解整个近代史。但如果对各个时期处于这些主题之外的、比较不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背景的具体状况及其演变，也作出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将能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近代历史的演变。戊戌维新时期除了西方侵略、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生等历史背景以外，中国各阶层、各群体、各方面的具体情形，社会风气的变化，社会演变的区域差别，等等，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有了一些了解，但一般还是围绕论证戊戌维新运动的有关问题来进行。同样，在人物研究方面，基本上也还是集中研究著名人物，包括正反两方面的人物，而对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政治人物、学者和文化人，以及一些有区域性影响的人物，则研究不多。但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著名人物的活动，都是在那些基本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如果能够以现有成果为基础，对上述问题作更具体系统的探讨，使凸出在人们眼前的维新运动史能有机地镶嵌在它赖以开展的基本背景之中，将能使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认识，从而也加深对这个运动本身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