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多一点逆向思维
    李喜所（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20年，戊戌变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再进一步深入研究已有相当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可否对我们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作一点儿变革，注入一些逆向思维？
    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约下，无论在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中，都会积淀一种几乎人人无意识地去恪守的固定的思维方式。无论才华多么出众，也很难从总体上超越。因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生态环境变了，思维方式才会慢慢改变。随着近20年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变，史学界的思维定势也必将有大的变化，并影响到对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提倡逆向思维，可能会促进新思维方式的勃兴。比如，近半个世纪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基本都按“改良主义--此路不通”的思维方式去论证的，可不可以换一种推理方式，即认真研究一下戊戌改良变法或曰戊戌维新运动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走得通，改革或曰改良在何种社会生态环境下在中国才能成功，戊戌君子们的“改革梦”怎样才能成为现实，也就是说用一种改革在中国可以成功的新的思维方式去重新审视百年前失败了的改革运动，自然会出现新的学术成果。再如，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用斗争哲学去研究历史，在研究改革史或曰变法史时特别注意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一部戊戌变法史变成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史，似乎只要改革派斗倒了守旧派，戊戌变法就成功了，这当然有合乎历史真实的一面，但静心去深入思考，也不完全是这样。即使如人们所想象的，戊戌维新时的改革派战胜了守旧派，变法也不一定能成功。因为，改革或曰改良，太复杂了，是多种因素相互碰撞和运作的结果。诚如梁启超所一再讲的，变了甲，又要变乙；变了乙还要变丙；牵一发而动全身。想在几个月内就使戊戌维新运动成功，只是一种幻想。所以，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夸大，或者仅以斗争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戊戌变法是不全面的。而且，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谐、团结更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变法必须和发展、稳定联系起来去推进，才能成为可能。只研究斗争，不探讨和谐，不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戊戌变法时如何讲求和谐，如何扩大改革派的队伍，如何争取中间力量，也很值得研究，也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此外，如只注意西方文化在变法中的作用，忽略传统文化在改革中的特殊功用；较多地讲维新派的进步性，较少去肯定一些开明官吏乃至光绪帝的关键作用等，都需要重新思考。总之，改革习惯了的思维定式是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深入的首要条件。
    时代的开端与时代的赓续
    --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
    郭世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试图用一种救国方案或政治运动的失败去论证另一种救国方案或政治运动获胜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并以历史规律的名义将价值判断的内容引入事实判断，史学界已做过不少文章。至于前后两种甚至多种救国方案或政治运动彼此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多维联系与相互作用，则相对不够重视。某些结论容易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只要按一种可望成功的救国方案或政治运动办事，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富强便可一步到位，其他失败的尝试都不过是浪费表情，“行不通”则不啻不该搞。经过解读之后的那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戊戌变法运动似乎就曾给读者以此类印象。虽然那种拿辛亥革命的成功来有意贬低和否定戊戌变法的史论已罕见旧话重提，但突出暴力反清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而淡视政府改革行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强调改革与革命的对立关系而淡视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关系与相互作用之类学术倾向还是存在的。至于有的学者以理想化的改革前景为依据来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无异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另当别论。
    解读历史既要从历史条件出发，又要适当避免客观主义；既要克服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倾向，又不能无视历史效果，避免崇尚空谈和唯意志论，这些都是不大好处理的矛盾。历史人物的觉悟、能力与技巧容有高低，但历史条件与历史时代往往很难超越。不同的时代孕育出不同的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如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史学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非作用无限，这是可以肯定的。后人的觉悟、能力与技巧一般都有可能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地位不可逾越，因而也无法取消。不管怎样，甲午战败对“东方大国”这最后一点体面的摧毁（以往西方列强所摧毁的是天下归宗的“天朝上国”的神话）所引发的席卷朝野的改革思潮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康梁一班爱国书生初涉政治舞台所抖出的豪情万丈连同其浅显与幼稚不仅仅属于他们个人，而且属于一个时代，甚至属于一个可望连绵的社会群体。至于戊戌变法所造成的社会启蒙的空前效应与影响，并不因慈禧一伙的专制淫威而遭泯灭，这种效应与影响又是中华民族觉醒与社会进步的历程中不可或缺的。
    百年沧桑，物换星移。“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景观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既有历史的前进，也有支撑前进的历史的赓续与关联，并非浪与浪之间的断裂或后浪对前浪的替代。其实，人类的历史进程又往往比大自然中的“长江后浪推前浪”要复杂得多。至少康梁师徒的政治理想与实践并不因戊戌变法的夭折而偃旗息鼓，尤其是梁启超告别师长而后来居上的姿态使他在本世纪前10年的政治风云中成为与孙中山并驾齐驱的民族精英（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新民丛报》停刊而夸大君宪方案的失败）。梁氏与同盟会之间的政纲之争与派别之争并不影响其民权思想的启蒙之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戊戌宿将梁启超等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同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者作不懈的斗争，清皇朝的垮台与辛亥革命的成功将要困难得多。如果没有梁启超与《民报》作者群之间的笔战这一环，辛亥革命的反满种族主义色彩还要浓得多。
    近十余年来，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很有起色，这在较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部分学者坐冷板凳，啃硬肯定，对某些重要文献的真伪与有关历史真相作了行之有效的考订。就目前的情况来年，史料的挖掘与厘清仍属当务之急。例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是后世学者经常引用的资料，其中不少见解几成定论。只因作者本人又是当事人，不仅掌握现实资料有困难，而且利益原则等因素的制约，使梁著不乏主观臆断甚至有意隐瞒和曲解历史真相，至今还缺乏全面考订《戊戌政变记》的学术成果问世。至于政变之后康梁等人的不少活动也还存在谜点，亟待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