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历史与现实的改革
    --戊戌维新百周年感言
    汪叔子（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
    一、历史与现实，不应作简单的类比
    百年前许多维新派曾作过许多这样的类比，他们称之为“比例”。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每章都是“实理、公法、比例”三段式论述。《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也有坦率自白：“吾既未克读西藉，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他们满怀爱国热忱，从中外历史中急匆匆寻找，从孔子“素王改制”到日本明治维新，取来“比例”当时中国，从而设计并宣传维新改革。
    他们的宣传工作确曾有大成效，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确曾有大贡献。在这一主要方面，学界已有不少论述。
    但还有尽管次要却又不容忽视的方面，他们的宣传工作也有大缺点、大遗害。无论世界文明历史还是当时中国现实，他们“知其浅也”，却急匆匆“据虚理比例以测之”，如此“测”出来的维新改革蓝图自然行不通。而且，这种“虚理比例测之”的浮躁学风坏影响甚广甚久，如“文革”中林彪所谓“学习方针”，即是一脉相承。此种反面教训，也需认真总结、引以为戒。
    二、历史与现实，又应该且必然有其内在的联系
    近代以来改革进程，戊戌维新如初澜，当今改革如大潮。时空有别、条件不同、性质尤异，不应也不可能作简单类比；但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作为社会改革实践，又必有其共通的发展规律可寻。于是，才需要深入总结戊戌维新等历史改革经验，以为当前现实改革的借鉴；同时，对现实改革的感知认识，也为深化戊戌维新等历史改革的研究，提供着新的思路。犹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由此而反思建国以来的戊戌维新研究。如对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学界论说很多；相比之下，对当时维新的社会改革实践，研究是否有待加强呢？甲午战后短短数年，便把“维新”推高到了“国是”地位，诚然有《时务报》等宣传之功，但最坚实最重要的力量，是否还应在维新改革的实践成效，尤其像三湘新政那样成功的实践榜样所发挥的强大号召力与不争的说服力呢？若然，则可否这样说：康有为十大纲领也罢，梁启超笔下带有魔力的万千文字也罢，还真比不上陈宝箴三湘新政的哪怕一步实际行动呢？
    又如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新旧之争，以及维新派内部之争，历史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越“新”就越好呢？或即以康梁、康党来划线呢？还是应以能否符合当时国情需要作基本标准，旧之所以必破，因为不符于此；其时新论百出，亦须以此来分析鉴别呢？就像形势大好的三湘新政，一度却几乎搞到了“绝处”，（谭嗣同《致李闰书》）旧党反扑自然是大原因，不过，康派梁赴湘推行“以种族革命为本位”的“急进法”，（狄葆贤《任公先生事略》）该不该也有点责任呢？
    如是等等，思感纷纷。愚者千虑，冀或有得。谨效抛砖引玉，敬祈方家教正。即此以为戊戌维新百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