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戊戌维新与经济伦理的初步资本主义化
    所谓经济伦理，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经济成份和经济主体的地位关系和行为规范。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就是确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确认民众个人和经济单元的利益不可侵犯的地位，并鼓励民众个人和经济单元追求自我利益，提倡发展私人企业，从而造成一种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机制和思想意识。这种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伦理的萌生，可以追溯到洋务派的求富活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它的初步形成则始于戊戌维新时期，无论是维新人士和政府官员的经济思想，还是政府的经济政策，都反映了经济伦理资本主义化的趋向。具体言之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在立国基础上进一步由“以农为本”向“工商立国”转变。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都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求富”思想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主义思想虽然蕴涵着一些工商立国的原理，但大多把开办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补充，到戊戌维新时期则初步形成了农工商兼顾，以工商业为经济发展重点目标的工商立国的思想意识和政策取向。
    在思想意识方面，工商立国已在维新人士和一些官员中形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共识。就维新人士而言，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主的“立国自强之策”，诸如精印钞票、设置银行、扩充商务；建筑铁路、制造机器和轮舟、奖励工艺、保护民营工业、开发矿藏；设铸银局、设邮政局等，都在应提倡发展之列（注：《戊戌变法》（资料）（二），第141-142页。）。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奏朝廷，力言振兴工商，改良农业。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要以工业立国。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质乎？”中国亦应“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奏稿》，第19-21页。）严复在其翻译的《原富》一书中，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工商立国思想。他说：“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之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之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传统的“贵本而贱末”思想是错误的，应当农工商并重。接着又说：“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而兴。不及十念，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这就是说，农业虽与工商业并重，但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工商业的发展，且终将为工商业所超越。而且农业也已不是传统的小农业，而向着机器大农业转变，因为“自汽机盛行以还，则缦田汽耕之说出，……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町散畦之中，盖世局又一变矣。”（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6、882、884页。）一些同情维新的报刊亦发表文章宣传以工立国思想，有的指出：“古之为治者，以农为富国之本，今之为治者，当以商为富国之资，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时势有不同也。”（注：《论商务》，《申报》1895年6月25日。）
    就官员而言，亦不乏主张以发展工商业为自强之计者。甲午战争后，顺天府尹胡燏芬就提出：“筹饷练兵”虽为求强之举，但其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如筑铁路、铸钞票、办工厂、开矿产等。（注：沈桐生辑：《光绪政要》，上海崇文堂宣统元年铅印本，第21卷，第18页。）张之洞也向朝廷提出9条自强措施，内中除了军事、外交、政治方面的6条之外，经济方面的3条是：“亟造铁路”、“速讲商务”、“讲求工政”。而且特别强调了发展工业是救国图强的根本所在：“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工业），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王海屯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版影印本，第1册，第685-686页。）李鸿章也指出：“盖国用出于税，税出于商，必应尽力维持，以为立国之本。”（注：《钦差商务大臣李鸿章谢恩折》，《江南商务报》第3期，第1页。）
    在政策取向方面，清政府在维新人士和官员的工商立国思想影响下，开始考虑将发展工商业作为“因时制宜”，“图自强而弥祸患”的基本国策。1895年7月，清廷表示：各大臣所提出的“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1页。）变法开始以后，清廷更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振兴农工商业的上谕和措施，把工商业放在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指出：“通商惠工，务材训农，古之善政……图治之法，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制新法者，必当立予优奖”，既要发展工商业，又要改良农业。更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振兴商务，为富强至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特别是“铁路矿务为时政最要关键”。还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条，对传播科学知识、改进工业生产技术、发明创造新式产品、投资设厂开矿者，给予各种官衔奖励，或许专利（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50、4135、4129页。）。由此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