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与其国富强的关系，严复也有一些具体的论证。他指出西方所以能够屡屡战胜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公治天下。由于以公治天下，使国家成为“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他还从反面加以认证，认为中国所以受西方侵略而日趋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以平等自由为根本的民主制度，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谬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且中国的人际关系，“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如洋务诸政，“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不能收应有之效。（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
    其他维新人士亦在论述议会政治制度时，不同程度地论及了民权、平等和自由问题。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并强调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梁启超提出，只有全权之国，才能富强，“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第一，第99页。）其所谓的全权之国，也就是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之国。
    维新派在直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还以此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清除障碍。严复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治古文字”、“为古今体”、比书法、讲考据，“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的“无用”之学；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去实滋远，徒多伪道”，无“裨民生”的“无实”之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因此，欲救中国之贫弱，“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还用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原理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认为这种体、用之分，不合逻辑，“不能尽物之情”，“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只是因袭“古人之说”而已，不能言之成理。如“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又对部分维新人士的“政本艺末”观，纠正其认识错误说：“其曰政本而艺末，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其他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没有严复那样强的科学性和彻底牲。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则主要是揭露封建“三纲”的危害性，指出它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废除，代之以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度。这已多有研究，无需赘述。
    维新人士的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已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活动，而是开始了比较广泛的有组织的和采用大众传播工具的社会性传播。他们或组织众多的学会进行研究宣讲；或设立各种学校，开辟相关课程，进行教育传授；或成立各种专门机构，从事有关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或创办和利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介绍和论述有关西学的文章，从而使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接受面和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主的平等自由本质的传播，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对于现代化来说，既是标志更是动力，这不仅在于此二者能发挥不断改革生产力和全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作用，而且在于能够促进社会由野蛮向理性、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这可谓是摸着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真谛，抓着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二、戊戌维新与人的现代化
    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使之具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现代化是由人来建设的，没有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人，也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人的现代化程度决定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因此，人的现代化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戊戌维新于此不仅发出了第一声呼喊，而且开始了实践尝试。
    维新人士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学说，到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以及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思想，都提出更新和提高国民素质是国家转贫弱为富强的治本之法，即“本原”，否则，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变革都只能是治标之法，且很难取得良好而稳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