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三民”说，明确提出国民素质的优劣决定国家的盛衰。在理论原理上，他先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也，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注：严译丛刊本：《天演论》，第38页。）又从国民的发明创造力出发，指出：“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最后从国家群体由国民个体组成出发，指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具体言之，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而政令法律也只有在与国民素质相符的情况下才能顺利执行。他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验证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
    二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只是争取国家富强的治标之举，而提高国民素质则是治本之举，两者需要兼顾，但应以治本为重。他认为洋务运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虽“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民力已尔，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使“上作而下不应”，“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因此，“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7页。）
    三是就争取国家富强是为了改善民众生活这一根本目的来说，也必须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说：“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其他维新人士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虽没有严复那样全面深刻，但也各有独到之处，特别对开民智尤为重视。康有为的“群体变用”论，把集群开民智作为维新的本原所在，而变法只是维新的具体措施。他曾指出：“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85页。）又认为议会政治的实行要以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否则“民智不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第11卷。）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在吸收严复“三民”说和总结戊戌维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力度继续宣传提高国民素质在争取国家富强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发刊词中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注：《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接着又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除了论述以“开民智、振民气、新民德”为主的“新民”的概念内涵和方法方式之外，进一步强调其必要性说：“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对于改革内政，“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对于消除外患，如果“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专集之四，第1、2、5页。）
    维新人士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是要提高国民的体力、智力和道德素质，以适应实现国家富强的需要。对此，严复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详而言之，鼓民力就是提高国民的“手足体力”，即身体素质，此乃国家富强之基础。以中外历史上的武力角逐而论，各国胜败兴替之际，“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凡能“称雄一时”者，无不因其国民“壮佼长大，耐苦善战”之故；以当今形势而论，“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28页。）开民智，就是要养成和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此乃“富强之原”。只有使国民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实践能力之后，国家才能富强，“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新民德也就是更新和培养国民的公共道德素质，使其改变各私其私、不重信用的传统道德本质，树立讲究“言行信果”、“各私中国”（即爱国）的道德观念，此乃“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救国图强的必由之道。“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32页。）由此可见，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说，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的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并抓住了它的主体部分，这就是要使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