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为何能致国富强的道理，严复还作了不少具体的分析。在科学与富国的关系上，他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发达，除了得益于科学技能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使之立于必盛之地。他指出：西方各国把这种科学精神“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的掌握生产技巧，“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即造就深思熟虑，不骄不躁、诚信求实的从业品质。如此，科学技能与科学精神结合，使西方各国民众的“德慧术知”远胜于中国，“故凡其耕凿陶冶，织衽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2～23页。）在科学与强国的关系上，他认为以科学之精神治国则国强，反之则弱。他说：“名（逻辑学）、数、质（化学）、力（物理学），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于通理公例违行故而。”。（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他又用斯宾塞（锡彭塞）的群学（社会学）理论阐释说：积人而成群，集群而成国，把各种群体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强盛，但是要治理好群体就必须掌握和运用群学，而要运用好群学则先要掌握各种科学原理。这是因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非为人天地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否则，“格致之学（科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
    其他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宣传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及其对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如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一篇中，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真理（实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三种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并提出“士以智为先”；“人道以智为导”；“人惟有知，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梁启超亦在认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后来，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中，对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更多有论述。
    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维新人士指出民主所以是国家富强的又一命脉，不仅在于西方议会政治这一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于西方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严复用“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一语，指出了“以公治天下”的民主政治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所以能够实现，严复认为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平等。他认为西方政治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民主的根本，民主是自由的实现形式。综其所论，一是国家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目的。他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母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所以，由此产生了包括“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隆民”（扩民权）、“讥评”（议政）等内容的民主政治。（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二是社会的自由平等关系是民主政治的本原所在。他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这种由自由平等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君民一体，既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三是宗教的平等自由教义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意识前提。他说：西方各国，“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1页。）贵信果，则民间无诈，上下无欺。所以民主政治出于平等而行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