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明确了群与会的关系。会就是会社，也就是社会团体，是维新派“群学”理论的最后落脚点。维新派认为结群必须集会。康有为在组织强学会时就强调说：“合群非开会不可”（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33页。）。梁启超也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一，《变法通议·论学会》。）。他们还以群的种类来划分会的种类。梁启超说：“西入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如农学会、矿学会、工艺学会等等（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75页。）。谭嗣同说：“士会于庠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7页。）。既指出了士、农、商各有自己的学，均有自己的会，也指出了不同业别的会各有各的成员范围，各有各的功能作用。严复说：“群有数等，社会（即社团）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注：严复译：《群学肄言》，卷首，《译余赘言》。）。这就是说，团体是人群中按照一定的规范组合的群体，而且这种团体在商、工、政、学各界中都有之，其最重要的意义是最终形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维新派的这种群与会关系的论说，不仅已认识到学科、业别是团体存在的基础，而且已把人类的自然群体与社会团体区别开来，并指出了团体与国家的关系。
    由此可见，维新派的“群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团体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社会意义，虽然尚不完整，但已显示出现代团体学说的基本原理。
    维新派的这种“群学”理论，不仅在本系统之内互相交流，而且通过他们所办的报刊广泛宣传，为许多有志之士所吸收。正如时人所言：“识时务者，罔不争相淬厉，深痛国耻，以合群之力挽将倒之澜”（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80页。）。“闻风兴起者益多，各省志士争相醵资，合群以讲新学”（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95页。）。”群学”理论的传播已成为戊戌团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正是从这种群学理论出发，使维新人士认识到，组建学会可以为维新运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培养和联结广大维新人才，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从而强化了团体意识。与此同时，还增强了维新人士组建学会的自觉性，使数以百计的各种学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也使戊戌时期的学会组织初步具有现代团体的特性。（注：参见李文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闵杰：《戊戌学会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维新人士所传播的群学理论及以此为指导的组建团体活动，不仅开启了中国人自建现代团体的先河，而且为此后中国现代性团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冲破了封建势力对民众结社活动的禁锢，使中国民众的现代团体意识由此萌生和发展起来，并朝着结社自由的方向努力。诚如梁启超所言：“先生（康有为）曰，吾所以办此会（强学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大有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后卒如其言，……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六，第63页。）他们所传播的群学思想亦为后世所吸收发扬，主张集群联合以救国图强的呼乎日益高涨，成为各界人士组建团体的一种重要指导思想。如1906年有人在主张推广商会时说：“商者，人群之人。商之群安在？曰在公司与商会。”“商会者，联众业以谋公益，借以互保其私利，群之大而合者也。”（注：《论公司商会宜力谋推广进步》，《商务报》第53期，第37页。）又如1908年有人在动员全国各界联合起来挽救国家危亡时说：“国之兴也，必其一国之人，上自国君，下至平民，人人皆求其国之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其国之所以富而不自甘于贫，夫而后士农工商兵皆各尽其心力，联合为用，以争胜于学战、农战、工战、商战、兵战之世界。”（注：《华商联合报序目》，《华商联合报》第1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