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官商经济关系上开始由商为官用向官为商用的方向转变。在洋务运动时期，官商之间虽然已经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方式，开始了官商合作开办新式企业，但是商人和商人资本始终处于被官方利用地位。甲午战争以后，这种旧有的官商经济关系受到广泛的批评，并开始向着官商分离和官为商用的方向转变，即政府不与民争利，工商实业之事主要应由民间去办，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引导、保护和协调民间的经济活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人士把改革旧有的官商关系，推进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在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中建议朝廷：创办工商实业之事，应“一付于民”，“纵民为之”，力主改变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制度，建立许民自由创业的新体制（注：《戊戌变法》（资料）（二），第139页。）。变法开始以后，康有为又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条陈商务折》、《请裁撤厘金片》等奏折中，建议清廷采取奖励创造发明、设立工商各局、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鼓励和保护民间兴办工商业。一些早期改良主义者，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对官办和官督商办制度有所批评，主张动员民间力量发展工商业，此时则进一步呼吁改变旧有制度，发展民间工商业。
    朝廷官员中主张改变旧有官商关系的也颇有人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就有一些官员开始提出改变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为商办的主张。给事中褚成博上奏朝廷，“请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等局”。对此，不少朝廷大臣和封疆大吏多表示赞同，一致认为：各洋务局厂，“糜帑已多，未见明效，如能仿照西例，改归商办，弊少利多”（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7页。）。张之洞还认为，官方能否妥善保护商人及其工商活动是工商业兴衰的关键所在，他在分析中外商务兴误原因时指出：“中国上下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考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以致百业皆衰。至护商之要，不外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今宜于各省设商务局，……专取便商利民之举酌剂轻重，而官为疏通之。”（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王海屯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版影印本，第1册，第685页。）
    在维新人士和朝廷官员的这些建议下，清廷开始推行劝商、保商政策。如对于旧有洋务企业，立意改归商办。下旨明示：“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应设法招徕海外华商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资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注：《清德宗实录》，第371卷，第6-7页。）。对于新办工商事业，提倡商为主办，官为保护。如在关于修建芦汉铁路的谕旨中表示：“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资千万两以上者，著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加以奖励。”变法期间，告诫各地官员指出：“当此整顿商务之际”，必须革除和严禁“官商不能联络”、“胥吏需索”的积弊，“务须体察情形，尽心保护”（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88、4143页。）。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振商保商措施，如设立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矿务铁路公共章程》，旨在倡导和保护商办路矿事业，规定除以前业经开办者外，“此后总以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予该公司事权”（注：《矿务档》，第1册，第45-48页。）。又设立商务局、农工商局等机构，以“查明各该处所出物产，设厂兴工，果使制造精良，自能销路畅旺，日起有功”为职责（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42页。）。至于其他劝导和支持民间创办工矿企业的具体事例，则不胜枚举。
    上述这些言论和政策法规的主要对象和实施途径，已转向私人企业和动员私人投资创办企业，私人企业和私人投资活动的地位得以提高，官方的经济统制地位受到冲击，并发生动摇，使经济体制上的官商经济地位关系开始发生变易。
    第三、在公私和义利关系上开始强化追求私人合理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的观念。中国传统的先有国富而后有民富和重义轻利观念，在开埠通商以后逐渐改变，到洋务运动时言利者日益增多，特别是一些洋务派官员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纷纷为民间的求富和求利行为正名。戊戌维新时期，这种追求私人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的观念进一步强化，这主要表现为下述两点。
    其一、表现为求富、求利观念的认知基础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对重义轻利、义利分离的传统经济伦理进行了理论批判。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求富和求利观念，或来源于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观察，或出自于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体验，或产生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维新时期的求富和求利观念中则引入了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学和经济学原理，以严复的“开明自营”理论和梁启超的“乐利主义”理论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