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开明自营”理论，一方面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争取实现个人生存价值和合理营利是合情合理之事，不可抹煞。他说：“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功利何足病？”因此，这种以追求私人利益的“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另一方面从社会文明进步出发，认为追求个人利益与兼顾他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即所谓“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因为“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95、1349、892～893页。）。还依据经济学的原理，指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生产的基本动力，“夫民之所以兮兮勤动者，为利进耳，使靡所利，谁则为之？”并强调“义”的建立是以“利”的实现为基础的，有了利的“以多为贵，而后其国之文物声明可以日盛，民生乐而教化行也。夫求财所以足用，生民之品量与夫相生相养之事，有必财而后能尽其美善者”（注：严复译：《富原》，部丁篇九按语，第550页；部乙篇三按语，第288页。）。
    梁启超的“乐利主义”理论，首先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认为“人既生而有求乐求利之性质”，其过分膨胀虽有害社会，但不可“因噎废食”加以泯灭，也是不能泯灭的，正确的办法是“如何因而利导之，发明乐利之真相，使人毋狃于小乐而陷大苦，毋见小利而致大害”，要去谋求大乐大利。由此产生以实现个人快乐和利益为善的道德准则，“使人增长其幸福者谓之善，使人减障其幸福者谓之恶，此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故道德云者，专以产出乐利预防苦害为目的”（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十三，第30页。）；并指出利己主义的推进社会进步作用说：“利己”不仅是人的本性，而且是国家和人民争取“进步繁荣”的主观动力所在，因为“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驰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彼芸芸万类，平等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胜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例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五，第48页。）其次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认为乐利虽有公私之分，但有互相统一、彼此依赖的内在联系，不可将其隔裂对立起来。他说：“乐利关于一群之总员者，谓之公德；关于群内各员之本身者，谓之私德”。但是，一方面，人群由“群内各各特别之个人团聚而结构之，然则所谓人群之利益，舍群内各个人之利益，更无所存”。另一方面，个人在“求自乐”、“求自利”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感情的爱他心”和“智略的爱他心”，而且随着教育发展和竞争加剧，此二种爱他心必将进一步增强，从而“足以链结公利私利两者而不至相离”，产生“以同国同类之苦乐为苦乐，其最高者乃至以一切有情众生之苦乐为苦乐”，“以公益与私益并重”的乐利观念。（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十三，第31、32、38～39页。）
    其二、表现为求富、求利原则开始从观念层次发展到制度层次，在国家政策上承认其合理合法性。工商立国政策和官为商用原则的提出，就意味着政府已认识到求富、求利的必要性，也反映了它的行为取向。从上文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中央和地方官员，提出以工商为立国之本的动机就是为了求富、求利。他们都认为，兴办工商实业既能够带来比传统农业广泛得多的经济利益而“广开利源”，又能够增强与外资竞争的能力而“挽回利权”；而且兴商求富是达到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寓强于富之中；提出官商分离和官为商用政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求富、求利；把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招商承办，是试图以此扭亏为盈；保护商办企业是为了使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增加其盈利的机会；实行奖励政策则旨在促进商人投资办厂，改进生产技术，增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工商立国和官为商用政策的提出，也就承认了求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利”与“义”的统一性，并使求利行为部分地合法化和制度化，从而不仅激励了商人的求利行为，而且赋予其救国救民的神圣光环。
    总的来说，戊戌维新时期的经济伦理资本主义化仍是初步的和有限的。在思想观念上虽然已比较成熟，但大多限于维新人士、改良主义者和部分开明官员，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性共识。特别是政策和制度层次上的建设，大多因变法的很快失败，或未及落实，或告中止，所发挥的直接作用尚属有限。但是它对接踵而至的新政时期，乃至民国初年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建设起到了动员和准备作用。清末民初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建设，无论是思想观念方面还是政策制度方面，都可以说是维新时期的延伸和发展。
    戊戌维新时期虽然生产了上述比较全面的现代化趋向，但是由于变法并未成功，使之大多未能推广实行，主要停留在思想理论鼓动和政策制度构想上。因此，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不是取得了多少实际成果，而是为此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和初步的实践尝试，也就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社会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