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林则徐、魏源的军事思想，是近代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是中国军事思想由中世纪向近代递嬗的第一个里程碑。其基本特点是：以变易观为理论基础，以强兵御侮为目的，以“悉夷情”为前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核心，对海防塞防建设、军队建设以及作战方式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合中国实际和反映时代要求的方针、原则，为国防近代化建设勾勒了一幅初具规模的蓝图，昭示了中国军事向近代化迈进的正确方向。
    然而，林、魏的先进军事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国内朝野人士的重视，未能成为军事实践的指导思想。相反，却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魏源的《海国图志》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传入日本以后，当即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对该书所阐述的“悉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称誉《海国图志》为“海防宝鉴”和“天下武夫必读之书”。林、魏的军事思想为什么在国内遭到冷遇？寻根溯源，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其一，林、魏等人的军事思想传播面不广。以林则徐为例，他的有关军事方面的论述，散见于奏稿、书简、日记和批札之中，没有专门的著作刊行。他的关于建立强大水军与侵略者战于海上的海防思想，以及“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强军思想，是在遣戍新疆途中致友人书中透露的，而且郑重其事地叮咛“幸勿以示他人，祈切，祈切！”（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93页、第171页、第181页、第293页、第194页。）以免再次遭到非议，引来不测之祸。这种状况，势必影响他的军事思想及时广泛地传播。魏源有《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公开面世，所以他的军事思想的传播面要广些。但因受技术条件限制，刊印的数量有限，尤其是未及时得到军政重臣和社会名流的赏识和推崇，予以宣传介绍，因而其在国内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是相当有限的。
    其二，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因循守旧。鸦片战争的失败，对清朝最高统治当局的思想虽有所触动，但并未使他们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他们把屈辱的《南京条约》称为“万年和约”，以为从此以后又可以宴然无事、高枕无忧了。所以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依然闭目塞听，固步自封，缺乏向西方学习的意向和励精图治的精神。这样，就难于与林、魏的“悉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先进思想产生共鸣。这有以下事实可以佐证。1842年12月，奕山奏报广东士绅潘世荣制造火轮船一艘，因系试造，行驶不甚灵便，提出“将来雇觅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道光帝当即谕批：“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五），第2490页。）1843年，两广总督耆英向道光帝进呈外国双筒步枪和六眼小枪各一支，并建议仿制。道光帝虽然称赞其为“绝顶之妙品”、“灵捷之至”，但不同意仿制，说什么如果仿制，“必成望洋之叹”（注：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 第128页。）。 这样，就堵塞了“师夷长技”的道路。
    咸丰帝比道光帝更加昏庸保守。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向他建议重新刊印《海国图志》，“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第104页。）。对于这样重要的建议， 咸丰帝竟置若罔闻，毫无反响，与日本有识之士对《海国图志》的高度重视，形成鲜明的反差。
    其三，士大夫受传统观念的严重束缚。当时，封建顽固派除保持固有的妄自尊大思想外，还产生了盲目排外心理，把外国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有的甚至认为火轮船是“至拙之船”，洋枪是“至蠢之器”。要让这些人接受“师夷长技”的主张，简直是缘木求鱼，不可思议。至于整个士大夫阶层，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也为数不少。有的士大夫虽然主张抵御外侮，但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却持否定态度，广东士人梁廷枬就是代表性人物。梁廷枬在鸦片战争初期，充当林则徐的幕僚，为抗英斗争出谋划策。战争结束后，在他所著的《夷氛闻记》中，对林则徐等人的坚持抗战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高度的评价，体现了十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他公开反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敦甚。”（注：梁廷枬：《夷氛闻记》第37页、第172页。 ）这一实例表明，即使是爱国志士，如果不摆脱“天朝上国”、“夷夏之辨”等陈旧观念的桎梏，他们的思想也是无法与时代潮流接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