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培养民力、安定社会为制定财政政策的出发点
    针对安史乱后，生产凋敝、百业俱废，人民转徙流亡，财政枯竭的情况，唐政府财政政策的出发点是培养民力，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在此基础上进而解决财政困难。
    首先，把财政收入和发展社会经济密切结合起来。从培养民力，发展生产来开辟财源。
    初唐封建统治者，对培养民力，发展生产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是有一定认识的。史载，唐太宗“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今省赋役，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注：《贞观政要》八《务农篇》。）可见，贞观年代就已注视到人民生计，减轻赋役，鼓励农耕，为达到巩固封建政权的目的。中唐大理财家刘晏就是继承唐太宗的遗训，从财政政策上加以贯彻执行。他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所以，培养民力、发展生产来开辟财源，是刘晏的一贯理财方针，也是他与专事聚歛的“理财家”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次，采取积极救灾，反对消极赈济，促进人民生活的安定。
    经历安史战乱八年的灾难，人民的穷困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唐政府为了稳定社会，亟待解决灾荒和人民的生计。刘晏主张“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注：《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并指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注：《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敝、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他对救灾要采取积极“应民之急”的措施。如在各道设置“知院官”，“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这是及时而有效的救灾办法。他以为消极赈济有二种弊病：“赈给少则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歛矣。又赈给近侥幸，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注：《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就是说，第一，如果赈济少，救活不了人；赈济多，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又须向人民征歛。第二，放赈等于侥幸，助长小吏营私舞弊，使强者多得，弱者少得，虽用严刑也禁止不了。刘晏重视防灾，曾经在所辖的州县，储粮三百万斛，以备灾荒调节民食。
    再次，改革赋税，平衡社会负担，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在唐肃宗时代，一方面，国土分裂于叛臣、藩镇；另一方面，则敲榨百姓而引起民怨沸腾，乃至相聚山泽以谋反。唐中叶最大规模的浙东农民起义，一年之内，连结郡县，“积众二十余万”（注：《册府元龟》卷三五七《立功》。）甚而定“建元宝胜，以建丑为正月”（注：《新唐书》一三六《李光弼传》。）设置“公卿数十人”（注：《唐国史补》卷上。）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对唐王朝政权是一大威胁。因此，中唐封建统治者不得不采纳一些理财家作出对策：从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中，改革赋税制度，保持社会的稳定。刘晏逢时受宠，甚有才能。他的理财策略，主要是经办官营经济所获得的利润充实财政，正如史家对刘晏财政活动的评价：“知所以取，民不怨”（注：《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贵”（注：《新唐书·食货四》。）力求以尽可能少的民怨取得尽可能多的收入。做到所谓“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同时，刘晏认为租庸调是对百姓的苛虐，国家不应恃之为主要收入。但在当时课户占总数比重不到百分之四十，课口占总人数比重不到百分之十四的情况下，对日常生活必需品“因民所急而税之”（注：《新唐书·食货四》。），特别是实行盐专卖，则是十分必要的。它既能平衡社会负担，又可开辟丰足的财源。而较完整和彻底地改革赋税制度，还是至德宗建中元年，推行杨炎创议的两税法，消除了以往租庸调制的弊端，它按资产课征，对官僚豪富给予一定的打击。经过中唐政府赋税的改革，取得了暂时缓和阶级矛盾和稳定社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