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税法的内容来看，它是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和行商，都要纳税；税额按资产田亩的多寡而定；纳税期间分夏秋两季征收；把原来的户税、地税以及杂税都合并在两税之内，废除以前租庸调及杂税，这是赋税制度上的大变革，遂为以后千余年来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四、贯彻执行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复苏的基本因素和历史经验
    面临直接危及唐封建王朝政权的客观形势，封建君主及其统治下的中央权臣，出于殷忧启智，下了改革财政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能顺应历史发展，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重大切实可行的财政政策，这是唐朝中兴的基本前提。中唐时期的财政政策，对复苏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点卓越的历史经验：
    第一，以发展工商业为繁荣经济的手段
    唐中叶的财政政策及其措施，有着一个基本特点，即重视商品货币关系，迎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全面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自不可能实现，但有初步认识则是无疑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见诸实践。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运用商业经营的原则和方式，取得经济收入。如刘晏“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注：《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他经办常平、盐法、转运等业务，就是运用商业经营的手段，通过货币运转进入财政渠道。将国营商业的利润，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刘晏常以吞吐物资办法，调节年景丰歉和商品供求，控制物价在有利于生产和消费的常岁价格水平上。同时，从对比市场一般价格的异地、异时贵买贱卖中获得厚利。又如掌握食盐的批发环节，控制盐价，剥夺了商贾的暴利；用一部分盐利发给船场漕运雇工，调动他们劳动积极性；提高绢价换盐，鼓励商人纳绢等等。做到“榷盐之利，得之奸商，非得之食盐之民也；漕运之羡，得之徒劳之费，非得之输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军食以足”。（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
    重视商情动态。为了全面及时地掌握辖区内的商情动态，刘晏广设商业情报网，“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握”。（注：《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以保证商业经营利润之获得和人民生活之安定。
    以雇佣劳动代替强制劳役。唐代募工制在民间已有一定程度的流行，但官营机构则未尝采用。而刘晏雇用工匠广泛使用于所辖业务中，将雇佣劳动制引进官营事业，取代无偿的强制劳役。他对转运制度的改革内容之一，即雇用船工水手造船行舟，从而“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注：《旧唐书·食货志》。）盐场、官炉铸钱、驿站所用人工，曾改为招募录用，甚至官府所用器皿也采用雇工制造。这使中唐力役制度趋于衰微的一个原因。
    促进商品流通的发展。刘晏认为“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峤，可追贞观、永徽之盛。”（注：《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发展商品流通以繁荣经济方面，在举办国营工商业的同时，注意发展民间工商业，实行扶植工商业的政策，如在大历年间，取消了唐初以来关于商贾户税加二等征收的规定等，减轻了国家政权对工商业的限制。适当增加铸币，缓和通货紧缺状况；沟通水陆运输路线，便利物资交流。总之，一反抑商政策，借助商人和手工业者力量，来发展经济生产。
    第二，在人员的选用上，恪守任人唯贤的原则
    刘晏的用人原则，具有突出的表现。刘晏本人，“权势之重邻于宰相，要官重职，颇出其门。既有才力，视事敏速……军国之用，皆仰于晏。”（注：《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但他蒙冤赐死时，抄家所出，“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注：《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其清严正，令人叹服。刘晏用人，“其场院要据之官，必尽一时之选”，“办集公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勤廉之士而用之”乃至“其属官虽在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其次，用人所长。由于“士陷臧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脩；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所以“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再次，权、职的相对分离，这实在出于不得已而用之法。“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这与前人关于官爵分离，爵用以赏赍，官择能者而任之的做法，可谓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