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名称相近者，如军爵律与爵律、厩苑律与厩律、置吏律与除吏律等，暂视作一类。
    [50]《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九月”条关于“令甲”的注释。
    [51]王毓铨先生在《户役田述略》（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曾言及明代的律、例，“大明律有‘律’有‘例’。‘律’是始皇太祖所定，‘例’是嗣皇所定”（第12页）。
    [52]《太平御览》卷638“刑法部·律令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3册，第2859页。
    [53]《汉书·张释之传》如淳注引。
    [54]《秦律十八种·仓律》“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条（《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6页）。
    [55]《秦律十八种·仓律》“日食城旦”条（《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2页）。
    [56]《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页。
    [57]《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1—212页。
    [58]富谷 至先生对秦令也有讨论，参见其《晋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汉の律と令》之Ⅱ（二）。
    [59]里耶秦简J1（16）5正面、J1（16）6正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载《文物》2003年第1期。此处释文据马怡先生为本所史学沙龙举办的“第45次中古史研讨会”提交的《里耶秦简校注》（将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我是在拜读此文时，才注意到以上材料的。
    [60]《秦律十八种·司空》“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条，《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5页。
    [61]《秦律杂抄》“任法（废）官者为吏”条，《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28页。
    [62]《睡虎地秦墓竹简·索引》对“犯令”作了索引，故此处不再征引此类例证。
    [63]《秦律十八种·关市》“为作务及官府市”条，《睡虎地秦墓竹简》，第68页。
    [64]《秦律杂抄》“蓦马五尺八寸以上”条，《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32页。
    [65]《秦律十八种》“县、都官坐效、计以负赏（偿）者”条，《睡虎地秦墓竹简》，第61-62条。
    [66]《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页。
    [67]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简117，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10页。
    [68]关于汉代律令的情况，中田熏、滋贺秀三、陈梦家、大庭脩等学者都已作过精湛的研究。特别是中田熏首先论证了汉代的“令”应分为两种，这使我们认识到法典意义上的“令”与处理朝政的一般诏令（即“诏”）之间的区别。（我通检了《史记》、《汉书》中的“诏令”一词，发现除少数条目是指“诏书律令”外，其它诸条中的“令”都作动词，是指下诏而令其如何如何。而单独用“令”，除作动词外，都是指某条令文。因此，中田先生对“令”所作的区分，实际上是诏书与令的区分。而从法典的角度看，诏书与令有很大区别，即只有一部分诏书可变成为令。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讨论。）陈梦家、大庭脩两位，更是有机会利用了新出土的汉代律令史料；前者探讨了诏令的编集，后者则从古文书学的角度，复原了汉代的诏。参见中田熏：《关于中国律令法系的发展》、《关于律令法系的发展补考》，收入《法制史论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滋贺秀三：《两汉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注[39]；陈梦家：《西汉施行诏书目录》，《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大庭脩：《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第3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最新的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第1章第2、第3节，东京：创文社，2003年。
    [69]《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释文注释》，第146页。
    [70]《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释文注释》，第163页。
    [71]“廿二、丞相上鲁御史书，言鲁侯居长安，请得买书关中。·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10页。
    [72] 1957年在武威磨咀子第十八号墓中出土了所谓“王杖十简”（参见《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刊《考古》1960年9期）。1981年，武威县博物馆又采集到属于同样内容的“王杖诏书令册”（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采集的这二十六枚简的背后有顺序标号，这为恢复前此出土的“王杖十简”的排序很有帮助。该文附有重新复原的“王杖十简”的编连顺序。
    [73]参见于豪亮：《释青川秦墓木牍》，《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胡平生：《青川秦墓牍“为田律”所反映的田亩制度》，刊《文史》第1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此处释文从李学勤先生之说。
    [74]大庭脩先生将《法经》视作名为“法”的法典，于是将新发现的、时间是在《法经》之后的这两条魏律认作是“《法经》六篇法典产生之后出现的补充法”（《秦汉法制史研究》，第1篇第1章第3节“秦以前的法与汉代的法”，第10页）。这是由不明《法经》性质而致的牵强理解。
    [75]睡虎地秦墓、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秦汉律令史料最为集中。此外，其它汉简中也有相关史料，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勾稽、排比和考释，如陈直：《居延汉简所见的汉律》（《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连劭名：《西域竹简所见汉律》，高恒：《汉简所见汉律论考》（刊《简帛研究》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李均明：《居延新简的法制史料》（《初学录》，台北：兰台出版社，1999年），陈公柔：《居延出土汉律散简释义》（刊《燕京学报》新9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谢桂华：《汉简所见律令拾遗》（王子今等主编：《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
    [76]关于汉代令文，可参见沈家本：《汉律摭遗》卷19、程树德：《汉律考·律文考·令文》、高恒：《汉简牍中所见令文辑考》（《简帛研究》第3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77]参见张鹏一：《晋令辑存》，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
    [78]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3年。
    [79]《奏谳书释文注释》，《张家山汉墓竹简》，第219页。
    [80]韩树峰：《西汉的赎刑》，《田余庆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未刊本），第15-16页，2004年2月。
    [81]《汉书·刑法志》载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晋书·刑法志》在谈到汉初的法典编集时，说到“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这是令的篇章。两者相较，律有五十余篇是可信的。
    [82]参见宫宅 潔：《汉令的起源及其编纂》（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第5卷，1995年10月）、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第1章第2节、富谷 至《晋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汉の律と令》之Ⅲ。
    [83]前人对令甲、令乙、令丙有多种解释，如沈家本、程树德、中田熏等。但他们的解释都过于牵强。以干支名，实际就是简单地按时间前后顺序来编集，而这样的编集方式，整个汉代就只有这三集。这些都只能说明这种方式因不便检核而被放弃的过程。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参见徐世虹：《汉令甲、令乙、令丙辨正》（载《简帛研究》第3辑）。
    [84]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Ⅱ0114③：5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85]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