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的篇目的固定化，是秦汉法典体系变化中最具本质的变化，对后代所谓“律令格式”体系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所谓单行律。以律、令的严格区分为前提，相对于“律”而言，“令”才可视作单行法。因此，在魏律制定以前，法典中并无所谓的单行法[96]。而秦汉时期，同属于律的各种律名，只能被视作组成律的各种篇目或篇章。律令虽名称不同，但在法律实施和内容编纂上，并无明确、截然的划分，故不能视作单行法。
    程树德在谈到汉魏律的体系时，说：“若夫九章之外以律称者……盖正律以外，尚有单行之律，固汉魏间通制也。”[97]所谓“单行之律”是与“正律”相对举，因此学界一般将此理解为单行法。有学者认为“单行之律”应理解为单篇别行之意。单篇别行确实是先秦古籍编写、流传的一种主要方式。余嘉锡《古书通例》已有说明，近来出土的古籍也证明了这一点。律令在具体的颁布和流传时，很可能也是单篇别行。秦律、汉律中都有抄写律条的规定。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有“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98]，龙岗秦简正是其例证[99]。但是，编写、流传的方式，与律的篇章结构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将程氏“单行之法”理解成单篇别行，那么，程氏就对他所认为的正律（九章律）之外还存在大量律篇这一现象未作解释。揆诸文意，用“单行法”来概括程氏之意未必妥当，但程氏之意是指正律（九章律）与正律之外的其它律篇，在法典体系上分属于两个体系，当无可疑。
    四，《魏律》的意义。它首次将律篇结构固定下来，从而结束了此前立法的混杂状况。这也是两汉法律变化的实质和贡献所在。魏律是两汉法律演变的集大成，晋律、唐律不过是守成和进一步完善而已。当然，这并不能真正解决法律的制定、实施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于是敕，以至于例便日渐重要，而在编纂上则以部门为经。这是宋以后法典体系的本质特征。在以政府部门为国家立法主体的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
    附记：本文草成，呈师友教正，辛德勇、胡宝国、于振波、徐世虹、陈苏镇、祝总斌等先生先后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提交由本所史学沙龙主办的“第44次中古史研讨会”讨论时，来自北大、人大及本所的多位同仁对本文的论证又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1]李悝《法经》篇目中的“囚律”，此处原作“网律”。学者一般以作“囚律”为是（见“校勘记”第11条，第943页）。但也有以“网律”不误者，如钱穆《周官著作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2-393页）。
    [2]“约法三章”是一临时性措施，前人已加辨析，可置不论。参见张建国：《试析汉初“约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谈“二年律令”与萧何的关系》，《帝国时代的中国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3]程树德：《汉律考序》，《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页。
    [4]关于汉律九章之“九章”的意义，可参见富谷至《晋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汉の律と令》之“Ⅰ（一）汉九章律——篇章之义”，《东方学报》（京都）第73册，2001年。此文承徐世虹先生复印示知。
    [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释文注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6]《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92-293页。
    [7]《秦律十八种·内史杂》“除佐必当壮士以上”条称：“除佐必当壮士以上，毋除士五（伍）新傅。苑啬夫不存，县为置守，如厩律。”（《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06页）另外，《秦律十八种》中还有单独的“厩苑律”，整理者认为“内史杂”中所谓的厩律即厩苑律的省称。林剑鸣先生则以《晋书·刑法志》所载汉代厩律自成一篇为据，认为二者未必是同一篇（见其《秦史稿》第9章第4节“法律制度”注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3页）。名称、内容都很接近而分属不同律篇的情况，在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是存在的，如《秦律十八种》中的工律、工人程、均工。也有一些律篇，在秦律中是一篇，而到汉律则析而为二，如《秦律杂抄》中有“捕盗律”，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律令中，捕律、盗律分属两篇。当然，无论厩苑律与厩律是否为一同篇，其内容大致相近，当无可疑；而这样的内容，在所谓制定汉律九章以前，即已归入了单独的律篇之中。
    [8]对萧何增益户、兴、厩三篇而成九章的说法，田昌五首先对《唐律疏议》和《晋书·刑法志》的记载作了比较，认为《晋书·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益事律《兴》、《厩》、《户》，合为九篇”，而《唐律疏议》：“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二者所言有差别。即前者是指萧何所造，后者则是指此三篇李悝已造。他还参以睡虎地所出秦律，认为后者所言为是（《古代社会断代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0页）。李力先生对此又作了进一步论证，认为户、兴、厩在萧何之前已经存在（《〈法经〉的篇目及其亡佚》，《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8—130页）。按，《唐律疏议》与《晋书》的编纂时间大致相同，“疏议”不可能见到比《晋书》的编纂者更多更直接的史料，因此，对这两段文字歧异的质疑，恐求之过深。我认为这只是表达方式略异，所表述的内容则是完全相同的，即他们所要表述的都是萧何在原来基础上又增益了三篇。新发现的史料，使我们得知这三篇在萧何已前即已存在，这已经能证明《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对汉初法制的梳理是不准确的，而不必通过对这两部书的文字校理来证明。从史源上说，曹魏时人所见到的汉代史料应比唐人为多，而《魏律·序》也说：“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所谓旧律，指汉律。即使单纯作文字校理，我认为，《唐律疏议》一段，很可能是在“造”字之后有一重文号，原文或应作“更加悝所造，造《户》、《兴》、《厩》三篇”。
    [9]《隋书·经籍志二》。另参见沈家本：《汉律摭遗》卷1“总叙”的按语，见《历代刑法考》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第1368页；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序》，第1页。
    [10]《晋书·刑法志》所谓“《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是根据《魏律·序》而对汉律情况进行的叙述，并非唐初编纂《晋书》时见到过汉律。唐初编纂《晋书》时，见过前此所修的各种《晋书》，但这其中着手修纂最早的，也是在西晋；而在东汉，时人已对所谓“九章律”不甚了了。
    [11]对文献中汉律律名的系统勾稽，可参见沈家本:《汉律摭遗》；程树德:《汉律考一·律名考》（《九朝律考》,第11-35页）。
    [12]程树德：《汉律考一·律·九章律》，《九朝律考》，第11-12页。滋贺秀三也有相同的意见，见其《西汉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姚荣涛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3页。另参见富谷至《晋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汉の律と令》之“Ⅰ（二）单行律·追加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