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序》，第1页。
    [14]李学勤：《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15]李学勤：《论张家山247号墓汉律竹简》，《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95页。
    [16]张建国：《叔孙通定〈傍章〉质疑》，《帝国时代的中国法》。
    [17]李力《〈法经〉的篇目及其亡佚》对汉人称律为经作了分析，认为汉代礼律渗透、德刑互用，使律与经发生了联系，并处于同等地位，云云（第134—135页）。称律为律经，目前还只是文颖之说，且其说是指萧何所定的律令，而非泛指律令。沈家本已对文颖之说作过一按语：“萧何律经之名仅见此注，他书皆言何作律九章，不以经名，疑当日沿李悝旧名而称之耳。”（《律令九卷》，《历代刑法考》第2册，第859页）
    [18]黄晖：《论衡校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42—543、567页。
    [19]吴树平：《从竹简本〈秦律〉看秦律律篇的历史源流》，《秦汉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
    [20]指出古籍中三九为虚指的最著名的文章是清人汪中的《释三九》（《述学》卷1《内篇》），成都：志古堂刊本。后刘师培有《古籍多虚数说》中（《左盦文集》卷8），又进一步张大其说，见《刘师培全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影印《刘申叔遗书》本，1997年。
    [21]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1页。
    [22]《周礼》郑玄注，上海：上海书店1997年影印四部丛刊本《十三经》，上册，第383页。
    [23]《周礼正义》卷26，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第4册，第1014—1016页。
    [24]钱宝琮：《九章算术提要》，《算经十书》上册，第84页。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第2章即明确说：“‘今有重差、句股’说明数学有新的发展，算术纲目不应局限于九项。”（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31页）。
    [25]《隋书·经籍志三》著录有刘徽撰“《九章算术》十卷”。钱宝琮先生认为刘徽为该书作注时，自撰《重差》一卷附于其后，故增为十卷（见其《九章算术提要》）。但也有学者认为重差就是差分，见《周礼正义》所引。参以其它以九章为名之书，卷次差别甚大，可知卷次与其所讨论的算术问题的分类并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内容分作九类，卷次却未必即分作九卷。
    [26]参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九歌第二”、“九章第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徐中舒:《九歌九辩考》，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研究者争论最多的是这些篇章的作者及其写作年代，我们此处所注意者仅是虽以“九”为名，但此“九”并不表示其篇目为九。汤炳正《楚辞类稿》 “六七 《九歌》开后世‘乐府题’之风”条曾言：“《九歌》与《九辩》皆远古遗传之歌曲名。至于屈原之《九歌》，宋玉之《九辩》，皆为沿用古题而写新辞。不仅内容不必与原诗全同，即章节亦不必全合九数。《九歌》而章节为十，并加尾声，不必强其必‘九’也。”（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237页）
    [27]杨伯峻：《左秋左传注（修订本）》昭公六年三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册，第1275—1276页。
    [28]参见伊藤德男：《关于西汉的九卿》，《东方学论集》第1号，1954年；徐复观：《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第2节“三公九卿在历史官制中的澄清”，《两汉思想史》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9]分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9、185、161、189页。
    [30]分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8-40页、第98-100页、第108页。
    [31]分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2页、第60页、第64页、第72页、第101页、第105页。
    [32]《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92-294页。
    [33]参见堀毅：《汉律溯源考》一文“表Ⅰ 上古至秦代的法典”，见其《秦汉法制史论考》，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第344—345页。
    [34]关于唐修《晋书》的渊源，可参见刘知几《史通·外篇·古今正史》（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程千帆《史通笺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1—225页）及杨朝明《试论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代前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35]吴树平《从竹简本〈秦律〉看秦律律篇的历史源流》认为睡虎地秦简中的秦代律条，基本都可分入这六类。可见这种对律条的理论分类，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法律实践。
    [36]沈家本：《律令九卷》之一，《历代刑法考》第2册，第843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引论上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37]《盐铁论·诏圣第五十八》，文学曰：“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95页）这种对令与法所作的区分未必妥当，但可以说明，在时人眼中，法之本意在于刑罚。
    [38]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4期），径以“法律”名之，欠妥。李学勤先生将其定为子书是妥当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6篇之三、四、五等文）。
    [39]裘锡圭：《啬夫初探》，《云梦秦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5—247页；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齐国法律考析》。
    [40]祝总斌先生认为此说不可信（《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41]对商鞅学派的研究，可参见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2]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第298页；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43]与“法律答问”不同，“秦律十八种”所收各条律文后均标注了律名，而效律这一类简之中有标题简“效”，表明这一类简均为效律。
    [44]参见祝总斌：《关于我国古代的“改法为律”问题》。
    [45]关于上古法典的名称，我们无从确知；虽然典籍中也有记载（如《尚书》、《周礼》等），但这不能排除后人的整理和修改，或理想化的追述。从较为可信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况来看，法典多称“刑”、“法”，只有赵国称“律”，参见堀毅:《汉律溯源考》“表Ⅰ 上古至秦代的法典”。
    [46]滋贺秀三在《西汉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的一个注释中，提到了这一点。“九章律的‘九’这个数字，是汉代法律家们十分稔熟而有好感的数字。‘九章’一辞即通同于‘律’字之义（《论衡·谢短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第96页注24）可惜未作讨论。
    [47]沈家本：《汉律摭遗》卷1《目录》，《历代刑法考》第3册，第1370—1381页。程树德：《汉律考·律名考》。
    [48]连劭名：《西域木简所见汉律》，《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按，简文中所见汉律大多未标明律的篇名，根据文献中所见的汉律篇名予以比对者，此处未予计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