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平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中有明确律名的律条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商鞅律的六大体系；汉律九章也可作如是解。[19]这实际是认为秦汉律的分类存在不同的等级，至少是“两级分类”，即总体上分为六篇或九章，其下再分为若干篇。我不同意这一认识。吴先生写作此文，可能尚未得见汉律。即以秦律而言，明确标出律名者，至少已有二十八种。它们虽然可以按其内容被分作《法经》的六类，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司法实践中，律篇都应被分作六类。换言之，研究者眼中的律条的内容分类，与当时实施的律条的分类是两回事。我们用张家山出土的汉初律令或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该律令中有贼律、盗律、具律、捕律、杂律、户律、兴律，这与九章律中的盗、贼、捕、杂、具、户、兴的名称完全相同，但它们与出土的其它溢出九章的律篇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也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同样名为盗、贼、捕、杂、具、户、兴的律篇，却同时分别属于上下两级分类，这如何加以区分呢？为什么抄写者会不加标示以作区别呢？如果曹魏律放弃了这一分类原则（即法典结构），为什么在《魏律·序》中会不着一语呢？这样的法典结构在此后如魏律、晋律等律典中毫无反映，似乎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除标明的二十八种律令篇名外，其总的标题是“二年律令”；如果有所谓的“两级分类”，则“二年律令”就应当被看作是一级分类，但这只是表明这批律令颁布于“二年”，绝不可能成为一级分类的名称。换言之，在具体的律篇之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上一级分类存在。
    有学者提出，也许汉初曾一度实行过只包含有九篇的律，因此名为九章律。我认为不可能。汉承秦制，只能是在秦代原有律条的基础上，作一些修正、补充。这种修补也只能是局部甚至是枝节的，不太可能从整体上将原来至少有二三十篇的律简约为九篇。当然也不太可能，由萧何时的只有九章，到吕后时即增到至少二十七篇之多。有学者推测汉代将不宜归类的、八种律之外的律条纳入到了杂律这一篇之中。这涉及对杂律的认识。杂律之“杂”并非无所不包。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有尉杂、内史杂，张家山出土的汉律中也有杂律，都是与其它各种律篇并列的一篇。显然，溢出八章以外的其它律篇并没有都被包含在杂律之中。这也说明，杂律并未因其名为“杂”而成为一个包括多种律篇的上一级律篇。面对汉代律令的实物与文献中记载的所谓“汉律九章”的矛盾，如果仍旧一味弥逢“汉律九章”的说法，似有胶柱鼓瑟之嫌。
    “九”之为泛称，以喻其多，前贤已有论说。[20]汉人编辑书籍，多以九指，但并不实指其篇目为九，如《九章算术》。该书有九个部分，分作九卷，即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句股，似乎“九章”之名是因其分作九个部分。但据刘徽在注该书时所写的序：“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按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21]所谓“周公制礼而有九数”，见《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玄注引郑众云：“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22]孙诒让也列举了许多后代学者的解说，当然其重点仍是对九篇名称的辨析。[23]钱宝琮认为，上引九数中的“均输”应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的赋税制度，不是《周礼》九数原有的细目；上述九个内容，“大概是西汉末传统算术的主要纲目，‘今有重差、句股’说明数学有了新的发展”[24]。不论这九个部分的名称究竟是哪些，以上的歧异至少可以说明，《九章算术》一书所收的算术问题，并不是始终固定不变的，而是有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算术问题（即其篇目分类）当然会有增减。因此，其以“九章”命名，不是因为它包括的这九个方面的算术问题，而是因《周礼》的所谓“九数”。也许《周礼》九数所反映的是实指有九种算术问题，但到汉代以“九章”为名编定该书时，它所包括的内容却未必即九个问题；此后更是不断有增减，如《隋书·经籍志三》所著录的名为“九章算术”的书就有十卷、二卷、二十九卷之别，甚至有以“九章六曹算经”为名者。[25]
    再如楚辞之《九歌》、《九辩》、《九章》，其得名也并不因为其篇章分作九篇，如《九歌》即十一篇；其得名之由来，或与歌舞有关，[26]但我以为，将“九”理解为当时编集多以九来泛指更为妥当。
    “九”也常见于法律文献。如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27]汉代政府构成中有所谓“九卿”，亦作泛称，并非实指。[28]
    其实，秦汉人对律的篇章并不十分重视。睡虎地所出秦代“法律答问”中，大多都没有标明“答问”所针对的律条属于何律。比如《法律答问》“律曰与盗同法”条：“有（又）曰‘与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云‘与同罪’，云‘反其罪’者，弗当坐。” “律曰斗夬（决）人耳，耐”条：“今夬（决）耳故不穿，所夬（决）非珥所入殹（也），可（何）论？律所谓，非必珥所入乃为夬（决），夬（决）裂男若女耳，皆当耐。”在依据律条所作的相关惩罚时，只是说“以律论”，也不标示律的篇章名称，如“公祠未○，盗其具”条：“或直（值）廿钱，而○盗之，不尽一具，及盗不直（置）者，以律论。” 又如“斗，为人殴殹（也）”条：“斗，为人殴殹（也），毋（无）疻痏，殴者顾折齿，可（何）论？各以其律论之。” [29]
    律的篇章也处在不断的增减之中，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出土秦汉律的篇章会有如此之多；不仅律条与律条之间有重复，篇章与篇章之间的区分也十分模糊。如，在睡虎地秦墓所出秦代律令中，有关“工”的律条，被分别编入工、工人程、均工三种律；有关仓廪出入的律条，也分别可见于仓律、效律，而内史杂也有一些相关内容[30]；有关官器的制作、标识及损坏等规定，见于厩律“叚（假）铁器” 条、金布律“百姓叚（假）公器及有责（债）未赏（偿）”条、金布律“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 条、工律“公器官□久，久之”条、效律“公器不久刻者”条、内史杂“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条[31]，等等。这是由秦、汉律尚未确定一个统一、完整的结构，没有固定的篇目所造成的。因此，我很怀疑所谓“汉律九章”是实指汉代律的篇章只有九章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