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同知罗斗上任后，也本着“以弭盗贼，以安地方”的目标，采取了“添兵船以协巡缉、严训练以壮武备，编保甲以御民患，设墙栅以资保障，明赏罚以励人心”等措施加强管理，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自是秩专而任重，浙河以西藩卫固而民有宁宇”。(64)从添设同知罗斗所上《条陈兵船五事议》、《置哨官议》、《盐课议》、《增船抽兵巡缉议》、《改吏收谷议》等内容看，主要是围绕规范兵船管理、打击私盐贩卖、保证地方积储等事宜，始终不忘“靖盗安良”的目标。
    乌镇方志中不乏对上述各级官员尽职尽责，忠于职守的记载，从中也反映出时人对这些府级官员们任职效应的评判。例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任职通判唐尧臣，“吏事明敏，才辨英发，尤善兵家”，曾率众力抵倭寇。又如，雍正间湖府督捕同知杜增，“性纯孝，政尚宽和，尝设书院于寿圣寺，捐俸延施”。又如，雍正年间，吴魁任乌镇驻防，一方面“密稽查，勤踩缉，并邻境积奸巨枭，莫不抉发”；另一方面，“性复慈祥，凡矜孤恤寡，施衣荙棺，诸善事行之靡懈”。因此，镇上的绅士于乾隆二年（1737年）捐资为主建廨舍，离任后又建德政碑纪之。(65)再如，乾隆间湖府督捕同知何际逑，好善乐施，判案明决，屏绝苞苴。“（乾隆）十三年夏，饥，斗米二百余钱，首割俸买米二百石于普静寺平粜。明年大疫，治醮东岳庙三日，朝夕草履行香，为民禳灾。”临去官时，“镇人远送郊外，甚有泣下者”。
    以传统为官标准而言，这些官员基本上履行了其“平盗贼、整吏蠹、兴水利、隆教化”的职责，他们以其身体力行承担着融合国家行政体系与地方基层发展的重要职责，体现了在传统国家行政框架之下，政府行政机构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至于州县级机构的直接领导，以及县级官职身份直接参与市镇管理的诸种形式，同样也是卓有成效的。他们除了履行“平盗贼、整吏蠹、兴水利、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的职责外，在社会矛盾激化、市镇治安恶化的情况下，对市镇的直接管理作用也特别显著。
    明代崇祯九年（1636年），嘉定县新泾镇多有“市棍奸牙，假称输税”，挜派低钱，“用强扣除”，把持行市，损害商人利益等不轨行为，县民“一、二、三、四、六等都粮里张仁、印文华、林隹仁、卢电”等联名上呈，得奉“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的批示，知县万任、县丞焦□鹤、主簿吴士章特于新泾镇立“严禁牙行兑低挜派指税除折告示碑”，内中规定对前述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倘有市虎，复勒税除折，估货喝价，强挜低钱者”，一旦发现，“决不姑贷”。(66)
    明代的娄塘镇，一度水利失修，旱涝无时，盗匪出没，治安极差；加上官员尸位素餐，中饱私囊，百姓苦不堪言。经过知县朱廷益及其继任者的严肃整治，情况大为好转。对此，明代娄坚《代唐时升娄塘里别建邑侯朱公生祠碑记》中有详细记载。(67)
    清初顺冶年间，娄塘镇曾有地痞无赖“串通兵书”，把持码头，欺压舡户商民，镇民杨环宇、范昌宇等联名上呈。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知县闻在上、县丞萧文炳、主簿洪天爵等于娄塘镇立“为禁光棍串通兵书扰累铺户告示碑”，严禁“光棍串通失书，借称埠头名色科敛，扰累铺户”，规定“倘有违犯，立拿重处”。(68)
    清代棉布加工业发达的枫泾镇，时有踹匠聚众抄抢，扰乱社会秩序。为此，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娄县知县于枫泾镇城隍庙内立“禁踹匠倡聚抄抢告示碑”，严禁踹匠聚众抢劫，“结党生事”，违者“按律究治”。(69)
    清代南翔镇脚夫勒索商人的现象非常普遍，“脚夫乐人，聚伙结党，私划地界，搬运索重直，婚丧勒厚犒，莫甚于南翔。种种恶习，夫人知之，而积弊已久，莫可如何”(70)。经知县闻在上力请巡抚赵士麟鼎力禁止，“自禁革后，听民雇募，每石四厘，民甚便之，更无脚米科派”。商民为了表示感谢，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白鹤寺香林堂前，建立“大中丞赵公书院”（又称惠民书院），并立碑纪念。(71)
    很多情况下，不仅是县级机构直接参与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府级机构也不例外。主要是通过刊刻碑石的方式，晓示民众，以达到杜绝弊端，规范市场管理的目的。
    清初，江南市场上一度出现假冒布商字号。顺治十六年（1659年），苏松两府“遵奉抚院宪禁明文”颁布“为禁布牙假冒布号告示碑”，立松江府署内(72)；乾隆元年（1736年），松江府再颁“为禁苏郡布商冒立字号招牌告示碑”，立松江府署内，碑中明确指出，“奸牙地棍，觊觎字号，串同客贾，复行假冒，起衅生端。上误国课，下病商民”，因此，必须严禁，如有犯者，将“正法施行，民不轻贷”！(73)
    康熙后期，盛泽镇“郡豪借普济堂名，私税一镇绸疋，设柜按日敛钱，是时行头范秉如、汤维柱、戴起瞻等奔控抚宪，立饬禁止，其患遂熄”，镇上民众特建中丞书院以纪念此事。(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