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亦即将彰化县应运罗源、闽侯、福安、连江、长乐、将军标等7件兵米改由八里坌配运。周玺：《彰化县志》，文丛156种，第179-180页。
    (14)(17)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知书房，1995年，第199-261页，第55-96页。
    (15)柯培元的《噶玛兰志略》，第116页和陈淑均《噶玛兰厅志》，第196页，均记载：“兰中惟出稻谷”。
    (16)台运是指自雍正三年实施的台湾官方运到福建的兵米、眷米以及平粜米制度。参见：吳玲青，〈清代中葉における米と銀：臺運と臺餉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科博士論文，2009)，第3页。
    (18)(19)(71)(84)(85)(95)(100)(118)(121)周玺：《彰化县志》，第24-25页，第23页，第202页，第40、290页，第39页，第42页，第41页，第41页，第199、200页。
    (20)清代台湾沿岸港口变化不定，这些小口及其变化，见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第199-319页。
    (21)(52)(97)(101)(120)(142)(164)(174)姚莹：《东槎纪略》，第61、111页，第88页，第24页，第88页，第21页，第90页，第89页，第111页。
    (22)清代台湾港口严正口对渡之制的重要理由是为了台运米谷至福建各府。道光初年以来，清廷因成效不彰，先将眷谷改为折色；道光二十一年，兵米、兵谷又采一半折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戊编(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3-1954)，第10本，第990-991页。
    (23)这些小口后来比照正口，设置文武口管理。同上注，林玉茹《清末新竹县的文口经营：一个港口管理活动中人际脉络的探讨》，《台湾风物》，1995年3月，45：1。
    (24)(132)郑用锡：《淡水厅志》(原稿1834，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岛出版社，2004)，第269页，第278页。
    (25)(110)丁曰健：《治台必告录》，文丛第17种，第139-140页，第245页。
    (26)George William Carrington,Foreigners in Formosa,1841-1874(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8),p.148.
    (27)不过，台湾与上海的直接贸易，仍被禁止。《清宣宗实录选辑》，文丛第188种，第501页。
    (28)张瑞津、石再添、陈翰霖：《台湾西南部嘉南平原的海岸变迁研究》，《师大地理研究报告》28(1998年5月)，第96页。
    (29)卢嘉兴：《八掌溪与青峰阙》，《台湾研究汇集》，22(1982年1月)，第118页。
    (30)卢嘉兴：《鹿耳门地理演变考》，台北：台湾商务，1965年，第90页；卢嘉兴，《台南县古地名考》，《台南县地名研究辑要》，台南：台南县民政局，1982年，第52页。
    (31)《台湾采访册》，第27-28页；《筹办夷务始末选辑》，文丛203种，第60页。
    (32)姚莹：《东槎纪略》，第31页；姚莹《中复堂选集》，页76；《台湾府舆图纂要》，文丛第181种，第128页。
    (35)(40)(42)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第9-11页；第52页；第9-11页；《台湾采访册》，第16-17页。
    (36)(38)何培夫：《台湾地区现存碑谒图志：台南市篇》，台北：“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4，第198页，第209-211、223页。
    (37)(57)(91)(105)(114)(139)(149)陈国瑛等：《台湾采访册》，第16-17页，第164页，第170页，第71页，第71页，第134页，第167-168页。
    (39)(58)(104)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台北：作者出版，1974年，第276-283页，黄典权《台湾南部碑文集成》，文丛218种；第593页；第282页，第49页。
    (41)《台湾采访册》，第179页；姚莹《东槎纪略》，页20；陈培桂，《淡水厅志》，第168页。
    (43)(115)周凯：《厦门志》，文丛第95种，第111页，第12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