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府城核心市场圈内，除了原来的旧社街、茑松街及埤头街之外，府城周边，特别是往东边到内山或是往北到麻豆的交通要道又出现不少乡街。如东门外出现大东门外街、崁仔街、泉州街，二层行溪畔出现二层行街，往内陆丘陵地带也出现大目降街(新化)，甚至远至下淡水溪上游的蕃薯寮街(旗山)。该地于雍正十二年由凤山县划入台湾县辖区。(42)由府城到周边的乡街、村庄的道路则以府城为核心呈现辐射状，成为联系腹地到港市的纽带。
    尽管台湾府城始终是全台最大市镇，但道光中叶以降渐呈衰象。《厦门志》载：“近因台地物产渐昂，又因五口并行，并以鹿耳门沙线改易，往往商船失利，日渐稀少，至迩年渡台商船仅四、五十余号矣。”(43)由此可知，安平港已不复往日鹿耳门之兴盛。尤其是府城各港每逢夏秋之际安平涌大，即使国赛港亦不能泊船，(44)导致“郡城商货不行”，“郊行衰败，商船日少”。(45)
    鹿耳门-府城区域型经济区内连接盐水、打狗以及东港几个次级经济区，以下分述之。
    (一)盐水港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本地域内港口以倒风舄湖河港、河口港为主体。但是，乾隆年间舄湖已逐渐缩小，海岸线西移，盐水港、麻豆港、铁线桥港、茅港尾港等均由海港、河口港变成河港，与鹿耳门的往来不如前期安全、便捷。且随着陆路交通的改善，部分港口地位大为消退，甚至失去港湾机能，改以乡村集散中心形态存在。
    盐水港是嘉义以南的运粮要路，(46)并集散六甲、店仔口(白河)、铁线桥、新营、柳营等地农产品。(47)乾隆六十年(1795)，盐水港与笨港相同，先出现糖郊、布郊，参与重兴该港街的妈祖庙护庇宫。(48)郊的出现，代表其市场和商业贸易已达经济规模，奠定其作为本地域首要港街的地位。该港与鹿耳门连接相当密切，民生用品大都向府城取汲，也私自以帆船径赴内地贸易，而具有半独立的商贸机能。道光年间，盐水港港道深浅不定，“惟本地小船出入”，(49)至1850年左右则“一千余石大船亦可驶进”，(50)应有内地商船来港贸易，且“人烟稠密，舟车辐辏，四处村民交易其间”。(51)
    盐水港之下，又包含茅港尾港、蚊港及麻豆港三个小地域。其中茅港尾港“民居街市颇盛”，(52)又是“沿海各庄要路”。(53)乾隆末年以降，麻豆港迅速兴起，既是贩运米粮的“社港”，又是“薪米入城之路”，与盐水港、笨港等同是“米粮贩运通衢”，(54)是府城至盐水港之间最重要的港口。该港除了出口糖之外，乾隆末年已是重要的米谷集散地。道光年间，已分化出顶街和下街。(55)
    清中叶，本地域开发早已完成，街、店以及村庄错落。除沿海港街透过河流与其腹地联系外，由府城往北通往笨港沿海官道上仍有木栅街为“民居小村市”、下茄苳为“大村市”；此道路又分出一条路直接连接嘉义县城，或由府城往东，经大目降街(新化)往沿山区经焦吧哖街(玉井)、1830年代已成街的店仔口街(白河)到嘉义县城。(56)
    (二)打狗港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打狗港和东港分别是凤山县境内、下淡水溪南北二地的两个大港。其他港口则或淤塞，或为采捕渔港，总以两港为集散中心。(57)乾隆五十三年，凤山县县城由旧城兴隆庄迁至下陴头街之后，打狗港成为县城主要出入口，“商艘络绎”，并已出现糖郊、鹦鹉郊在港活动。(58)该港与鹿耳门连接密切，时有舟彭船运米至郡城，(59)民生日用品亦仰资于府城。此外，并私自与内地贸易，具有半独立的商贸机能。
    道光末年，台江浮复之后，打狗港沙去水深，1850年左右可泊大船百余只，以至于“海舶往来遂不赴鹿耳，而趋打狗”。(60)换言之，鹿耳门的淤浅促使打狗港兴起，也为1850年代洋商首先来此设行开栈铺路。打狗港和安平港之间直至清末一直存在着功能互补及势力相互消长的关系，两港连接也相当紧密。不过，开港之前，打狗港贸易状况仍很萧条。(61)商业贸易主要在凤山县城或台湾府城进行，港口既未成街，也不及府城北边的盐水港繁荣。打狗腹地内，由港口到凤山县城、腹地的村落、乡街之间则至少已出现四条南北向道路和两条东西向道路，交织成网状。(62)亦即，打狗港与其腹地形成一个半独立的地域经济区。
    (三)东港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清中叶，东港已是屏东平原的主要吞吐口，下淡水县丞及安平右营水师把总专防。乾隆末年，东港是“南路商舶出入要口”，与府城连接相当密切。粤庄运米至郡，或人民有事往郡城，皆经由该港出入。(63)内地有商船遭风到此港，亦立即押归鹿耳门正口。(64)但因港口仍有船艘私运米至内地，故为从属于鹿耳门-府城经济区的半独立次级地域经济区。该港有两条南北大路连接内陆的阿猴街、万丹街、新园街以及南边沿海、1840年代出现的林边街，甚至有路直通内山的蛮蛮大庄。(65)内陆的阿里港街则更繁荣，已出现行郊。(66)
    东港地域经济区又包含枋寮港小地域。枋寮港由下淡水县丞及陆路外委专防，(67)为台湾南端集散地，(68)与府城和打狗港均有往来。此外，1840年代，界外的琅乔地方已是“民杂闽粤，番甫归化有司”，(69)且“粤人来台，常自驾小船由琅乔湾登岸，或有船只偷贩鸦片”。(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