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四年(1834)成书的《淡水厅志》记载了淡水厅的贸易状况：
    淡厅货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至茄藤、薯榔、通草、藤、苎之属，多出于内山；樟脑、茶叶惟淡北内港始有之。商人雇船装载，择内地可售之处，本省则运至漳、泉、福州，往北则运至乍浦、宁波、上海，往南则运至蔗林、澳门等处，几港路可通者，无不争相贸易。(132)
    19世纪初，淡水厅贸易网显然已跨越仅限于福建一省的格局，北至乍浦、宁波，南至澳门。
    乾嘉时期，八里坌港是淡水河口大船淀泊所，嘉庆中叶以降，港务渐移至对岸的沪尾。(133)沪尾早于1760年代已成街，嘉庆元年(1796)泊船功能已相当发达；(134)嘉庆十三年(1809)，兴化协左营守备移驻沪尾，为沪尾渐代八里坌而兴之先兆。道光三年(1823)，守防关验及船只出入已大多于沪尾进行。1830年以后，文献虽仍称八里坌口，实指沪尾。(135)
    新庄与艋舺之间也有类似的消长情形。新庄在乾隆朝一直是台北盆地的中心市镇和繁荣河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并改新庄巡检为县丞。(136)嘉庆年间以降，街区屡遭淡水河削缩，又因泥沙淤塞，港务渐趋衰颓。(137)此时，台北盆地已普遍开发，位于淡水河、新店溪汇流点的艋舺，因与盆地各村庄交通便利，又居凸岸，无河水侵削之虞，大船并可入泊，(138)遂渐代新庄而兴。嘉庆十三年(1809)改设艋舺游击，统辖艋舺陆路、沪尾水师官兵，兼辖噶玛兰营；(139)并一度欲改移新庄县丞于此。(140)嘉庆十七年(1813)艋舺已出现在新庄和艋舺做进出口贸易的新艋泉厦郊，(141)1821年已是“居民铺户四、五千家”，“商船聚集、阛阓最盛”，淡水同知每半年居此；新庄则仅是“大村市，居民近千家”。(142)可见，嘉庆中叶以后，艋舺已成为台北盆地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心，列全台第三大城市。
    道光年间，沪尾不但完全取代八里坌港，而且是北部最大港；又因距离闽省省会福州最近，“风利则朝发夕至，信息易通”，(143)与鸡笼港俱为淡水厅最要海口。(144)1840年左右该港为“商货云集之所”，(145)但是民居铺户仅有二三百家。可见，沪尾的主要功能只是作为商船淀泊所，淡水地方的军事、政治及经济中心仍在艋舺。艋舺是“淡水最大村镇，巨商富户皆萃于此”(146)。北部地区各港与沪尾、艋舺也有一定的商贸关系，只是由于私口与内地贸易日益盛行，与正口的连接更加降低。
    此外，八里坌区域型经济区以台北盆地为核心腹地，亦即以淡水河下游的三个河口港、河港为集散中心，再连接三大支流的河港及其腹地而组成。18世纪中后叶，基隆河河港市镇发展最迅速。嘉庆十五年，噶玛兰之开辟和设治，促使淡水至噶玛兰的要道--基隆河航运更加兴盛。乾隆末年仍属于界外、基隆河上游的暖暖，1830年代已成街；位于潮水终点的水返脚(汐止)，嘉庆二十一年已成街，1830年代大隆同街和公馆街亦已出现。1820年代，大嵙崁溪上游的三角涌街(三峡)已出现；1802年新店溪上游已有新店街，1830年代末深坑和石碇已成街。
    乾隆末年，由大甲溪以北到台北盆地仅有沿海邮铺所经的南北大道和连接内山隘防的两条道路；至道光末年已发展出多条道路。沿基隆河的道路也出现，可由艋舺一路往北经锡口街(松山)、七堵、八堵到三貂脚，进入噶玛兰厅由艋舺或新庄街也可沿北海各庄抵三貂脚。(147)大甲溪以北的路网已初步形成。
    总之，由于淡水河口的八里坌正口与内河河港共同分担北台港口最高的行政、军事和商业功能，并透过陆路交通和水运连接腹地而形成八里坌区域型经济区。其下则较为松弛地连接几个次级经济区。
    (一)鸡笼港半独立经济区
    乾隆初年，淡北的鸡笼和金包里(金山)已是台湾邮铺的最北端终点，此后金包里、鸡笼及三貂港，因是“沪尾至噶玛兰必经海口”，(148)分驻千总或把总。三貂港把总并由大鸡笼千总兼辖。(149)其中，鸡笼港为沪尾和噶玛兰的转运中继站，有垵边小船往噶玛兰载米；而一旦有内地商船遭风驶至，必由水汛押归正口，港口并由艋舺县丞及守备专防。(150)
    嘉庆年间，鸡笼港因噶玛兰的开辟设治，已渐发轫；1830年代，大鸡笼街和金包里街已出现；(151)鸦片战争时期，复因港口“可泊大船数百”，而成为“防夷要口”及“通台最要之处”。(152)该港时有沿岸小船收泊，内地商船亦常借口遭风来港贩运。1840年左右，居民铺户已达七百余家，(153)成为三貂至淡水河口一带的主要港口。但鸡笼港只是私口，与艋舺、沪尾的贸易及军政关系较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