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中港、后龙港、大安港三港，仍是淡水厅次要口之一，(178)统归大甲巡检会同各汛稽查。各港大都无法容纳内地大商船停泊，只有台属小船出入；(179)因此，三港主要从事沿岸贸易，与竹堑港及鹿港互动应较频繁。但是，各港仍时有内地小船偷越来港，也是竹堑以南的台谷私口，(180)具有半独立的商贸机能，而各自成为腹地的出入要口，形成半独立次级经济区。
    乾隆末年之后，随着移民大量移入，台湾各地开发几近完成，经济区的发展产生下列几种现象。首先，清帝国行政设置的范围大为扩大，向东移动到浅山丘陵地区；嘉庆年间，东北部噶玛兰开辟设治，促使该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从属于北部八里坌-艋舺经济区的次级地域经济区。自苏澳至枋寮之间，由以南部鹿耳门-府城为重心的一个全岛型经济区形态，转变成以八里坌港、鹿港及鹿耳门为核心港口，北、中、南三个区域型经济区鼎立的发展趋势。
    此时台湾对外输出农产品以米、糖、油为主，苎麻、靛青为副，(181)因其生产地偏于中、南部，配运内地米谷亦概由台、凤、嘉、彰四县及噶玛兰厅拨运，显见整个经济重心犹在中、南部。中、南部市镇规模，乃比北部各港大，三个正口港市也形成“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强弱对比状态。但事实上，鹿耳门经济区已出现由盛转衰之势，鹿港经济区则达于鼎盛状态。
    其次，自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之间，官方陆续设立鹿港、八里坌、海丰港以及乌石港四个正口，闽、台之间形成五口通行状态。又由于配运需要，清廷控制力尚强，也较严格地执行正口对渡内地政策，内地大商船主要淀泊于西部四个正口。1830年代，正口对外贸易网络已大幅扩张，南至广东，北至天津。1840年代，甚至开放台湾与华中的直接贸易，而不再仅限于福建一省。
    再者，在各个区域经济区内，各地域的吞吐口因腹地开发完成，逐渐有与内地贸易分工的迫切需要，是以除了依例赴正口取汲之外，也私自与内地港口往来贸易，与核心港口的功能依存遂降低，各区域型经济区的结构实际上相当松弛。到了1830年代，正口港因配运避累、港口淤浅或其它因素的影响，港口贸易垄断力更加势微，各地域私口成为偏港船往来偷越米谷据点，以私口为中心的半自给或自主性的经济区逐渐形成。台湾西部地区平原和沿山地区的重要市街，大致已出现，并透过南北向道路网形成绵延的市镇带或透过河流东西向道路与港口市街连结。
    注释：
    ①许瑞浩：《清初限制渡台政策下的闽南人移民活动》，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第107页。
    ②柯培元：《噶玛兰志略》，文丛第92种，第161页。
    ③ 陈淑均：《噶玛兰厅志》，文丛第160种，第331-332页。
    ④[日]富田芳郎：《臺灣街の研究》，《東亞學》第六輯(昭和17年8月)，第39-44页。
    ⑤⑧(33)(34)(45)(70)(102)(107)(109)(123)(146)(152)(153)(167)(169)(178)姚莹：《中复堂选集》，文丛83种，第121页，第99页，第77-78页，第78、128、73页，第36、38页，第48页，第35-38页，第79页，第37-38页，第81页，第82页，第82、67-68页，第82页，第82页，第82页，第81页。
    ⑥(13)(72)(87)(96)(99)《台案汇录丙集》，文丛第176种，第18页，第20页，第244页，第316页，第283页。
    ⑦《台案汇录庚集》，文丛第200种，第315-317页。
    ⑨《清会典台湾事例》，文丛226种，第125页。
    ⑩《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题本》，《台案汇录庚集》，第365页。
    (11)《台湾采访册》，文丛55种，页179；姚莹：《东槎纪略》，文丛第7种，第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