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港区域型经济区
    乾隆四十九年(1784)，鹿港开为正口之后，逐渐形成一个以其为核心港口的区域型经济区。其范围北自大甲溪，南至八掌溪，其下连接三林港、海丰港、笨港及水里港(后来为梧栖港)等三个次级经济区。
    乾隆末年，三林港、海丰港俱淤浅，独鹿港港大水深，(71)乾隆四十八年3月，福州将军永德鉴于鹿港私贩、偷漏甚多，遂奏开该港与蚶江对渡，次年正式开为正口。由此，象征彰化地区的开发已步入高峰，亦成为台湾生产重心之一。原设于彰化县城的北路理番同知，随之移驻鹿港，改称“台湾北路理番兼鹿仔港海防捕盗同知”；(72)仍办理民番事务及稽查鹿港出入船只、挂验放行，(73)又称鹿港厅。林爽文事变之后，鹿港军事地位大为提升，成为“台地最要门户”。(74)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奏请移水师左营游击于鹿港，原驻守备则撤回笨港。(75)
    鹿港开口后，内地商船云集，嘉庆中叶已是“北路通商总口”，(76)台湾中部最大港市。嘉庆二十一年(1816)以前，随着商贸规模的扩大，郊纷纷成立，分化也更明显，已出现“鹿港八郊”。(77)又大兴土木，重要建筑俱于19世纪初以前兴建，(78)市镇规模扩展迅速。因此，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实为鹿港的黄金时代。(79)此外，鹿港并配运彰化、嘉义二县米谷，境内港口主要与之往来贸易。
    然而，乾隆末年至嘉庆中叶，一二千石大商船尚可直入鹿港港岸，(80)嘉庆中叶以后，鹿港却为泥沙淤塞，大船已无法淀泊，但因港口设施和功能最为完备，只好以南边的王功港为外口，再以小船接驳货物至鹿港。(81)道光初年，王功港又淤浅，稍南的番挖港代之而兴，内地商船转由此港出入。(82)1830年代，鹿港以番挖为外口，王功为内口，与鹿港紧密连接，只作为商船淀泊所，商贸活动则大都在鹿港进行。鹿港市镇也更为扩大，且筑土城，(83)1835年左右已是全台第二大城市：
    街衢纵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远贾以舟楫运载米粟糖油，行郊商皆大陆殷户之人，出赀遣伙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曰“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未及郡治北郊之多。(84)
    此时鹿港的郊商主要出口台湾的米、砂糖及油到大陆市场，贸易网络最远至天津与广东、澳门、蔗林等地也有来往，惟仍以泉州各港为主。
    由鹿港出发，可以直通位于平原的彰化县城。其城市规模虽远不如台湾府城，但也大幅扩张，有街、巷之分；街道有12条，巷有6条。(85)此外，鹿港核心腹地内出现不少乡街，如小埔心街(埔心)、打廉街(彰化埔盐乡)；由彰化县城经乾隆年间出现的员林街、枋桥头街，往内山路上新增悦兴街、永靖街及社头街，最后进入内山的北投街、集集街。(86)平原和沿山地区市镇带大致已形成，重要的市街此时大多已出现并以鹿港为主要吞吐口。
    道光中叶后，因出入鹿港的商船依例必须配运，配运是“兑收则有守候之苦，重涛则有风涛之患，抵仓交卸，如仓书斗级等在需要”(87)。是故，商船大都趋避取巧改由邻近其他私口偷越，导致“鹿港商船数百，今止五十余号”。(88)至于各个私口，虽与鹿港仍时相往来，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却越来越密切，港口规模也更为扩大。因此鹿港区域型经济区之下从属几个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一)三林港和二林港地区型经济区
    介于番挖港与王功港之间的三林港，在清初达于极盛，乾隆末年尚为沿岸贸易港之一。(89)其后渐趋没落，由王功、番挖取而代之。该港虽是“船只湾泊取汲之所”，(90)原把总却改驻外委，(91)港口规模不大，可能大都直接往来于鹿港贸易。二林港则是二林堡集散市场，(92)原以三林港为外港，三林港衰落之后，改以番挖为外港。(93)1815年番挖港已成市街。(94)这些港口往往是鹿港的外口，与鹿港核心市场圈重叠。除了沿海的港街之外，平原地带位于往彰化县城的南北大路上也出现大城厝街、挖仔街(二林镇)。(95)
    (二)海丰港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海丰港又称五条港，是西螺溪与虎尾溪之间的主要港口。1820年代，清廷开为正口之后，才形成一个独立地区性经济区。该港原来只是一个沿岸贸易港，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港口一度狭隘，而与鹿港有较高的依存关系。其后，“溪水汇注冲刷，甚为深广”。(96)道光四年(1824)适值鹿港口门淤浅，台湾府知府方传穟奏请开海丰港，以利商船往来，同年并运米十四万石至天津平粜。(97)但直至道光六年(1826)始奏准开为正口，一切配运事宜仍归鹿港同知管理，并责成笨港县丞往来稽查弹压。(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