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查抄无抵，追赔不力
    清廷虽制定了详细的查抄以及分赔追缴规定，但弥补亏空的效果并不明显。清查亏空时，有的官员捏报已故亏空之员家产尽绝。如道光六年(1826)，直隶总督那彦成奏已故庄咏在沧州任内亏欠银3300余两，经庄诩呈报家产尽绝。其实庄咏及其嗣子拥有宅田1.3万余亩，生息字号10余处(75)。有的官员将亏缺责任完全推卸于已故、已革之员。如道光十年(1830)，御史王玮庆奏州县交代，“即或参劾，皆系病休、降革之员。查抄、监追多属无着，仍于帑项无补”。道光帝认为：“一省如此，各省可知。”(76)光绪十年，张廷燎指出各省所参亏短钱粮州县，多为已革、已故之员，“其于现任人员据实弹劾者，实属寥寥。岂从前漫无见闻，直待其人之已革已故而始行觉察耶？”官员们“含糊纠参，而查抄监追，不过捏报家产尽绝，敷衍了事”(77)。更有甚者如光绪十三年户部所奏：已革、已故官员的家属“拚一查抄之名，将库款有意席捲，假作亏空”，上司曲为弥缝，“往往亏空者不即参劾，而参劾者多已故、已革之员。迨至查抄，万不抵一，甚且以查无其人公然登诸奏牍，而国帑竟归无着。”(78)
    亏缺银或变抵不及时归款，或高价作抵。如道光三年，直隶清查交代续亏案内册报物品作抵银75万余两，议令尽快变价归款，至道光六年，仍未催提呈报(79)。道光十四年，御史蔡赓飏奏州县查出亏空，“不肯分厘交出，或立空头借契搪塞一时，或将无用什物昂价作抵。限期已迫，接任人员不得不隐忍结报，其实公项仍归无着。”(80)
    还有的亏缺银系官员承追不力。如道光七年(1827)，御史姜梅奏：“应追一切款项除专案勒追外，俱核计银数多寡，予限半年至十余年不等。近来完缴者甚属寥寥，总由承追衙门不肯按限严追，以致久视为固然”，“本任不缴，诿诸分赔；上司本身不缴，诿诸代赔；子孙有官者以廉俸扣抵塞责；目前无官者以家产呈明，希图豁免。”(81)道光二十一年，户部奏：甘肃抚彝厅通判何贵孚亏挪银4万余两被革职，限5年完缴，逾限不完，监追查封。甘肃省奉旨后并不严追；山东省于该员回籍后，定限已逾，亦未查封，对于其家产，未严追入官(82)。道光二十四年上谕：“各直省积欠案内地丁正杂银两及应追、应扣、应估变等款迭经降旨严催，而各该省完报者仍属无多。”(83)
    以上情形在清末仍十分普遍。光绪二十三年(1897)，戴恩溥奏州县亏空数额较大者，“闻风远飏，及奉旨查抄时，寓所衣物往往有仅估价十金或十余金者。原籍则银钱辎重早先期寄顿藏匿，而地方官每曲意徇庇，转以家产尽绝，率为具结”。若本员已故，由家属代为完缴者，“地方官尤多视为泛常，含混结报，以致款项终归无着，督抚亦无可如何”。亏缺官员“任所、寓所有无隐寄赀财，诡秘伎俩或能掩人耳目。至本籍之有无田产，是否宦囊置买，则同乡无人不知。乃地方官竟敢扶同徇隐，实属朋比为奸”，各省“此等风气愈趋愈下，牢不可破”(84)。
    4.调署频繁，责任缺失
    频繁调动特别是实缺未到任，上司派员暂时署理的做法，在清中后期吏治腐败的社会环境中更流弊无穷。道光五年(1825)，御史黄德濂奏请禁止无故改委州县：“近来州县出缺，实缺人员未经到任，上司委员署理，甫署简缺，旋调繁缺，更替无常，弊端百出。该州县既未熟悉地方情形，又以缺非己有，罔知顾惜。词讼则纳贿受赇，催科则多方朘削，甚至交代之际，书役乘机舞弊索诈，于吏治大有关系。”(85)此后，频繁调署之风相沿未改。
    光绪元年，彭玉麟奏：“近来各省风气，往往因候补人员拥挤，轮署州县，而实缺转少。从此官常愈坏，百姓之受祸愈酷。”他将官员署任生动地比喻为租赁房屋：“官员之署事，譬之住屋之租赁。自家住宅，稍有破坏，急急补治，责无旁贷故也。若借屋暂居，明知非我知屋，不特不加修葺，甚至任意糟蹋，拆屋作薪。久之辗转租赁，势必至栋析榱崩而后已。今之委署人员，大率类是。”(86)无独有偶，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谕亦将官员更替太繁比喻为“传舍”：“近来各省州县真能尽心民事者殆不多得，或由瞻徇情面，用非其人；或由更替太繁，视同传舍，皆足为地方之害。”(87)频繁调署降低了官员勤政爱民的责任心，是导致吏治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地方亏空莫不与此密切相关。
    5.捐输泛滥，吏治败坏
    清中后期，由于中央财政紧绌，开捐例筹款的次数较前为多，官吏流品愈杂、吏治日坏，引发恶性循环。咸丰十一年，冯桂芬说：“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居今日而论治，诚以停止捐输为第一义。”(88)同光时期，因救荒经费短缺，为筹集赈款，清廷开始捐卖实官。“丁戊奇荒”后，赈捐从山西推广至直隶等十省(89)。当官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捐输者任职后必大肆谋取私利，加剧官场黑暗与政治腐败。
    光绪二年，张规准奏：“近年以来捐输太滥，保举太多，州县系亲民之官，所关非浅。流品日杂，难保无刻剥小民贪酷任性之端。即如亏空之案，甫经查办，新款又有亏缺。”(90)光绪七年(1881)，李肇锡指出自咸同筹措军费以来，官员流品芜杂已达极点，尤其是捐输之州县官，对地方吏治影响最大。这些人员可分为两类：一是极其富足者捐官后，“无损于毫末，第以仕途为光宠而已，而豪奢成习。幸处脂膏，则肆其挥霍。不幸而缺分稍瘠，势必至于亏帑剥民。”二是竭蹶集资者捐官后，“往往日暮途穷，视一官为取偿之计，一旦履任，计母取盈，不充其囊橐而不止。纵或终以墨败，而宽典可邀，亦仅降调耳褫职耳。厚资坐拥，曾不失为富民。”(91)
    光绪中后期，捐项繁多，皆准奖励实官，并许移奖亲族；各省候补人员，“道府多至千余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兆文详尽阐述了捐官泛滥与侵亏钱粮的密切联系。他指出捐官者能力有限，难以胜任：“州县为亲民之官，即读书数十年，尚恐不能周知民隐。今则持银数千两，不数月即可履实任，而谓其能胜任愉快，臣不敢信也。道府有表率之责，即如部院人员，历练数十年尚有才力竭蹶者，今则持银数千两，遂能委差署缺，而谓其能无惭厥职，臣不敢信也”；捐官者多为钻营、牟利之辈，“草茅之士，被以章服之荣，其始尚觊慕虚名，其继乃姻缘为利。而市井纨绔之辈，或鬻卖田产，或借贷亲友，家非素封，人思躁进，一旦得志，无不肆其掊克之谋，以为取偿之计”；他们上亏国帑，下朘民生，“今日之捐输，非惟无补于军糈，实则暗亏夫国帑……彼以官为贸易者，往往因本求利。每署一缺，补一官，只计出产之肥瘠，而地方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不遑顾问。故钱粮所入，略一侵吞，已逾原捐之数。即令严察重究，而所侵之款已归无着”(92)。同时期的汤寿潜也指出开捐例后筹款不见增，钱粮反更多亏缺：“始缘度支之不足而何(开)捐例，继反缘开捐例而度支愈形不足。明朘民膏，暗亏国计，享微利而蒙大害，流品之杂，名器之滥，犹弊之浅而易见者也。”(93)
    以上导致清廷治理亏空失效的原因并非分立，而是叠合交织地发生作用。亏空已成清代财政肌体上不可救治的痼疾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