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钱粮蠲缓与弥缝亏空的结缘
    钱粮蠲缓是中国农业社会让利于民的重要制度，至清代发展成熟完备，主要包括蠲免与缓征。缓征是对勘不成灾、收成歉薄之地钱粮的暂缓征收。蠲免是对成灾五分及以上田地钱粮不同程度地免除。此外，蠲免还包括特殊的普免积欠，即清廷每隔一段时间豁免全国因灾缓带征钱粮与熟田民欠。清前期对积欠问题较为慎重，未频繁普免，自乾隆后期始逐渐开启普免积欠之门；从道光十五年至清末，基本形成10年一个普免积欠周期的格局(94)。这恰与清中后期亏空的蔓延、恶化有某种暗合的隐秘关系。官吏藉钱粮蠲缓弥缝亏空的方式大致有重征已蠲缓钱粮、捏歉缓征、以完作欠、征多报少、官亏混入民欠等。民欠与亏空的区别在于：民欠为州县未征之项，亏空为州县已征未解之项，故民欠不在亏空之内(95)。
    通过钱粮蠲缓弥缝亏空早在清前期即已出现。如雍正时期，清廷已洞悉征多报少、以新掩旧之弊。地方官以民众逃税掩饰亏空，甚至通过捏造欠赋造成中央财政短缺(96)。康熙四十八年谕：“凡遇饥荒即蠲本年钱粮及历年逋欠，又留漕赈济，但恐民未必得沾实惠。闻江南有催征蠲免钱粮以偿己之亏空者，科道何以不行指参？”(97)康熙五十八年，安徽颍州知州王承勋告发：前任知州王盛文亏空帑银，捏造民欠，知府蒋国正未查出。王盛文病故后，蒋国正承认代赔，并无完解。康熙四十六、七年蠲免民欠，蒋国正将其应赔银3790余两混入民欠内，希图蠲免(98)。随着清中后期亏空的严重与吏治腐败，旨在实惠及民的蠲缓制度逐渐成为官员弥缝亏空的重要途径。
    直隶应征八项旗租之租额在乾隆年间有所增加。嘉庆四年，胡季堂因旗租积欠较多，请规复原额，清廷未准：“旗租增额以后曾经两次清查，二十余年之间其所报欠项两次不过十九万余两，乃自乾隆五十七年三次清查，五年之间报欠竟至六十八万余两，每年较多十数倍。显系近年各州县经理不善，或以完作欠，或将此项旗租挪补地丁亏空，未必实欠在民，安得以增租为借口耶？”(99)面对2000余万的巨额积欠，嘉庆帝心知肚明：“此项银两岂尽实欠在民？外省地方官于应征钱粮往往挪新掩旧，以征作欠。”(100)嘉庆十九年，那彦成奏直隶嘉庆二至十八年积欠银340余万两，请蠲免三至五分。嘉庆帝不允：“所奏乖谬之极。直隶省前次办理清查之后，业已严降谕旨，各州县不准丝毫再有续亏，嗣后亦不得更藉清查名目以为掩饰亏空地步。那彦成到直未久，复为此奏，自系该省属员欲将亏空混入民欠之内，创为此议，觊觎邀免。”(101)
    针对江苏的严重亏空，嘉庆十九年上谕：“江苏仓库亏缺皆缘贪官污吏，恣意侵欺，饱其欲壑。平素视国帑为己私，指官亏为民欠，究之实在致亏之由，与民何涉？实堪切齿痛恨。”(102)同年，御史孙世昌奏：“缓征一节，原为小民生计艰难，未能按期输纳，是以量予展缓。乃督抚、藩司不能仰体德意，任令地方官展转延压，催征挪用。迨届应征之期，又复多方掩饰，捏称民欠。是官侵吏蚀悉饱欲壑，使朝廷泽不下究。”(103)
    嘉庆前中期，因白莲教起义、黄河泛滥等，“十余年间所费帑金数逾十千万。国家财富岁有常经，实有入不敷出之势”，故嘉庆十四年适值嘉庆帝五十寿辰，并未普免全国积欠(104)。此后，清廷依然对普免积欠较为谨慎。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长龄奏：“明年恭逢万寿庆典，天恩浩荡，十六年以后积欠如蒙恩蠲免，当率藩司于本年秋征时实力稽查。”嘉庆帝斥责：“所奏大属非是。蠲免钱粮恩出自上，明岁庆典施恩，朕尚未明降谕旨，该督何所见而知积欠必应蠲免，先为此奏，预行尝试。”(105)但时隔二个月，嘉庆帝下诏于翌年六十寿辰时普免全国积欠(106)。御史盛惇大鉴于积欠中多有官亏，奏陈：“免正赋十之一二，将各省积欠仅免元年少许，余仍照旧着追。”嘉庆帝认为虽然因灾缓带征占积欠多数，“官亏吏蚀诚不能保其必无，然岂能因此反汗屯膏，不行惠民之政？即如赈恤灾民，从前亦屡有捏冒侵欺之案，讵以此遂疑直省水旱偏灾尽成虚妄，将救荒之政概行停止乎？”(107)
    嘉庆二十四年普免全国积欠过程中，官亏、民欠牵混的问题随之暴露。是年初，和舜武查明山东民欠860余万两，声称：“东省曾经两次清查，其中正杂仓谷等项及各属交代奏参各案，并垫支、垫解、挪亏各款，均须厘剔分明，分别办理。如奉旨蠲免后，将已征未解银两续完司库者，另行报部拨用。”嘉庆帝对此十分不满：“该抚既称将实在民欠数目查明具奏，又称交代亏挪各款尚须稽核，是现在所查数目不尽实欠在民，隐有官亏在内情事显然。况所免系民欠并非官亏，汝等竟欲牵混，不懼国法乎？且阅单内所开节年欠数，嘉庆元年至九年，少者数千，多者不过数万。自十年以后，由数十万增至百余万。此谓悉属民欠，谁其信之？”(108)随后，清廷派程国仁查办山东官亏、民欠。经清查，泰安等八府实际民欠约计只有200万两，济南等府民欠亦不多于此数。和舜武未将官亏630余万两剔除，统入民欠内，以致混乱不清(109)。
    同年，康绍镛奏安徽积欠灾缓居多，“历年奏销册报未完之数即有历次清查案内官亏之数在内，必须一一剔除，且须除去二十二年清查后官缴之数，及二十三年奏销后民完之数。”(110)剔除后，仍有积欠银460余万两。清廷认为：“实难保无影射牵混之弊”。就在此时，曝出安徽无为州前任知州将钱粮串票销毁，署任知州捏报民欠，办理牵混(111)。
    道光初年，御史袁铣针对钱粮蠲缓、积欠与亏空问题两次奏请改革，不仅未被采纳，还被贬官。亏空与积欠愈加严重，清廷惟有普免，别无善策。道光二年(1822)，御史刘尹衡奏：“节年积欠钱粮，半由吏蚀官侵。”(112)道光四年，山东已革博兴县知县宗殿飏不将已征钱粮及时批解，于查办蠲免时列入民欠，显为前已亏缺，事后捏报。现任知县不察，照例出结，交吏部议处(113)。道光十二年，有人奏河南钱粮之前并不短少，自道光二年各州县亏银240余万两，仓谷20余万石，吏役等舞弊分肥，“即或上司查出，无非推在民欠，上司无可如何。相沿日久，恐无底止。”(114)
    道光十五年(1835)，清廷普免道光一至十年积欠。御史况澄奏：“各省于应行蠲免各款，或先期征存不行流抵，或既奉蠲免不为扣除，或以官亏捏报民欠，吏胥等又复从中侵渔。是实惠不能及民，徒饱官吏之橐。”(115)道光二十八年(1848)，各省积欠银2390余万两。户部奏：“各省大半完纳新款，其旧款则任意宕延，冀得届期豁免，是以国家蠲租免赋之恩藉遂有司侵蚀亏挪之计。”(116)各省以完作欠，利用蠲免制度中饱钱粮。耆英奏：“已征款内，不肖州县竟有不即扫数完解者，一遇覃恩，朦混详报即邀宽免。要知此项系已征于民而中饱于官，实非应行宽免者。”(117)
    咸丰元年(1851)，清廷普免道光二十至三十年积欠。给事中袁甲三奏：“历届豁免积欠成案，各省因驳饬行查，有迟三数年而不结者，良由本无限期，以致辗转耽延，官吏营私弊端丛出。若不豫为制防，是竟以加惠之政遂若辈欲壑之私。”此届普免积欠适值道光末年清查各省仓库初步完成，民欠不难核查。清廷令各省于奉到豁免谕旨后三个月，详晰开单奏报，并将豁免数额粘于誊黄之后(118)。即使如此，仍难免官亏混入民欠。户部认为：山东额征银390余万两，历年民欠及因灾展缓数额较大，难免无官亏隐入民欠情弊(119)。质疑很快得到印证。同年，山东阳信县民商秉正控告知县多瑞伪造赤书，改官欠为民欠。多瑞供称赤书流水于五月间被烧毁。钱粮完欠全靠赤书为凭，多瑞待被人告发，方称被烧，显然有意消弭，希图抵饰(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