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二年(1852)上谕：各省积欠数额均已奏到，“惟河南省至今尚未造报，屡经该(户)部咨催，仍以调验册串为词，任意稽延，且恐有以完作欠，希图弥缝隐混情弊”(121)。河南是否值此普免积欠之际弥缝亏空呢？次年，太平军由安徽舒城攻至庐州，情形紧急，饷需刻不容缓。清廷令英桂于河南先行筹拨银五六万两解皖。英桂奏司库无款可筹。户部盘点河南财政收支：地丁耗羡正杂款项每年约征银400万两，除开销外，尚应征存银100余万两，“纵各属偏灾停缓，不能一律征齐，而节年带征之款，其数应足相抵。即谓被贼之处未便追呼，其未经扰及州县，岂容概从宽缓”，加以“文武各官核减养廉，以济军饷，该省自夏季至今，亦可提扣银十余万两”。对于英桂所奏库存不足2万两，户部认为：“若无亏挪情弊，断不竭蹶至此。”(122)河南道光二十至三十年积欠数额直至咸丰八年正月方查明呈报(123)，此时已距清廷下诏普免积欠长达八年之久。
    河南不及时呈报积欠数额的情形并非上述一例。同治元年，清廷普免咸丰一至九年积欠。二年后，户部奏：“河南省应豁各案至今尚未具奏，且查咸丰九年以前奏销案内，节年应题之件已有一百三十余件之多，皆因该省应豁银两未经奏报，不能与吏部会议，以致应题之案愈积愈多。”上谕指出：“该省奉旨数年之久尚未办理，即谓调验勾稽有需时日，亦不应如此迟滞，更难保无不肖州县重复征收，吏胥从中积压等弊。”(124)次年，河南奏到应免积欠数额(125)，距下诏普免积欠四年之久。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普免咸丰十年至同治六年积欠。河南于光绪二年底呈报积欠数额(126)，距下诏普免积欠四年多。光绪元年，清廷普免同治七至十年积欠。河南于光绪五年呈报积欠数额(127)，距下诏普免积欠五年多。光绪十年，清廷普免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五年积欠。迟至光绪十七年，河南奏到积欠数额(128)，距下诏普免积欠长达近七年。
    河南捏歉托缓中饱钱粮，以完作欠弥缝亏空的伎俩，在光绪三年(1877)即为御史孔宪瑴揭破：“豫省官吏，其于地丁正赋，任意亏空，又恐报解不济，上司诘责，则平时预先捏灾求缓，将已征钱粮，私饱囊橐。交代不结，拖延岁时。一遇恩诏下颁，则在任之官，竟敢私改征册。去任之官与后任之官通同作弊，捏官征为民欠，照例请免。以朝廷特沛之恩，而转为不肖州县消弭亏空之地。”(129)孔宪瑴所奏并非风闻虚言。翁同龢在该年七月七日的日记中记述：“河南吏治之坏，大率亏空多，全熟之年报荒必居三分之一，征多报少，州县持为当款。”(130)光绪十年，御史张廷燎奏河南州县通过“报例灾”、“吃缓征”等方式侵蚀钱粮，而且“勾通书差，改换征册，结交藩署户吏，舞弊分肥，辗转相因。惟冀遇恩豁免，并其侵蚀之跡亦皆消归无有”(131)。
    河南如此，他省亦如是。如咸丰二年，户部称江苏省：“历年报灾，将上年熟田未完，混入次年缓征。有初参而无二参。年年递缓，一遇覃恩，全数蠲免。趋避愈巧，短绌愈多。况熟田民无不完之理，即偶有蒂欠，何至豁免数百巨万？侵挪情弊显然。”(132)咸丰九年(1859)，桂良等针对江苏亏空指出：“州县之亏空多以腾挪借垫为辞……或以偿其逋负，或以供其糜费，且有交代之时做为亏空，辗转相承，愈积愈巨。上司不敢过问，转为设法弥补，官欠作为民欠。”(133)次年，山东巡抚文煜参奏署范县知县彭锡龄应征咸丰九年正耗银、咸丰十年上忙正耗银，分厘未解。蠲缓钱粮册结亦不造送，显有亏挪侵蚀情弊(134)。咸丰十一年，谭廷襄奏：“山东省吏治废弛，往往借口灾缓，诿卸催科不力处分，并可影射侵渔。”上谕指出：“各直省州县，积弊相沿，鲜不藉蠲缓钱粮垫办军需为蒙混侵吞地步。山东一省如此，他省可知。”(135)同年，户部奏江西咸丰六至九年应征与蠲缓钱粮，多次奏催，未有造报，历次届限时以军务藉词展缓搪塞。咸丰十年上忙钱粮又以蠲缓未能勘定，咨户部展限，并未专折奏报(136)。
    蠲缓钱粮延迟，极易为官吏侵蚀钱粮留有余地。光绪元年，清廷下诏普免积欠后，陈彝奏蠲免宜妥筹办理：“州县以完作欠，积习相沿，致有免官不免民之谣。应如何设法厘剔，勿令猾吏藉为洗清亏空之具，此则尤在部臣疆臣悉心经理也。”(137)地方官之所以将已完钱粮捏作未完，“无非希冀他日恩诏豁免，以遂其侵吞之私”。钱粮开征时，官吏不按簿监收，州县不将民欠数额公示。道府因收州县馈送，亦不调查串根、红簿。州县甚至还私造征册。虽然征收钱粮例有考成，但处分可以抵消，“不过报捐数百金，即降调数级，毫无妨碍，而盈千累万之民欠实已婪入贪橐”；州县一面造送奏销，一面奏请豁免，“永无带征未完之处分，亦可自便其私图”(138)。
    由于历时久远、文牍山积、官非一任，且官僚系统上下袒护、改换册报，以完作欠十分隐蔽，外间难得其详。据刘秉璋第三子刘声木记载：“各省州县交代册籍，向例存于府署，不肖县令因缘为奸，每将已征未解钱粮，混入民欠项下，新旧两令对分，旧令约得十分之七。本府太守，每年例有州县陋规，素来代为隐瞒，以示恩惠。非久任府厅州县者，不能知也。先文庄公(刘秉璋)官赣省时，已略有所闻，屡次访问，从无以实情告者。”(139)光绪前期，清廷在普免积欠时亦注重清查官亏与民欠。刘秉璋的做法取得一定成效。
    光绪十年，刘秉璋任浙江巡抚，为杜绝州县隐匿钱粮，制定章程，“浙省州县征收钱粮，往往有征多解少，存留属之弊。及至交代之际，前后任通同隐匿，辄以滥款列抵，辗转递交，无所底止。一旦仰蒙恩旨蠲免钱粮，则概归民欠请豁。年分既远，无可究诘。是贪劣之员既已朦混于前，复得幸免于后，揆诸事理，实为可恨。亟应设法严防，以杜其弊。……现拟章程亦(六)条，责成该管道府就近如法稽查，实力奉行”(140)。虽然章程的六条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确有“豁免案内稽查民欠”一条。光绪十一年，刘秉璋奏：“豁免钱粮系指实欠在民而言，其中有已完在官而为州县挪用之款不在应豁之列。无如浙省积习相沿，每多挪移牵混。交代案内皆以滥款列抵，前后任私相授受，任意加增，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所谓抵款者，无非考试经费、办差修署诸色名目，当时似乎有着，其实皆例不准销，意欲混入民欠以冀豁免，实为库储一大漏厄。”(141)经其整顿，“查出州县已征未解钱粮混入民欠者，仅浙江一省，已多至五十七万三千余两，尽力严追，仅追出十九万九千余两”(142)，清出近三分之一。
    光绪十一年，御史熊景钊从邸报中看到刘秉璋的做法后，深表赞同。他指陈各省普遍存在以完作欠、官亏混入民欠之弊：“近年以来，贪猾不肖州县往往征多报少，任意侵挪。迨新旧交代之时，辄将侵挪之数列款滥抵，并将征存未解混入民欠项下希图豁免。朘边氓有限之脂膏，饱贪吏无穷之欲壑。欠粮之名归于民，免粮之实归于官，积习相沿，各省一辙。”奏请豁免积欠应效仿浙江所定章程办理(143)。
    尽管浙江清亏的经验足资借鉴，且清廷谕令各省效仿，但是否同收其效，主要取决于地方官能否实心任事。光绪十一年，户部复核福建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五年民欠：送部册造60余州县，交代案内已到30余处。交代册内所列各年民欠数与送到册籍核对，地丁项下除仙游等7州县欠数相符外，其余较交代案内多造银10920余两。耗羡项下除龙溪等4县欠数相符外，其余多造银6170余两。户部认为：“民欠钱粮历年均有带征，是现在请豁之数较之当日原欠之数理应逐年递减，今反比原欠之数有加，其造册之不实不尽已可概见。……有案可稽者相较既已浮多，其无案可稽者所造更难凭信。”(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