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辟既然敢直接以136年前梁材所奏内容上奏给顺治帝，说明此前这136年来铺户包揽关税的情形没有什么改变。此后，清政府虽然不断颁布“裁去铺户”的禁令，但依然未取得实质性的效果，铺户包揽关税如故。如淮安关，康熙二十八年，主事蒋洪绪言“凡有商船到关”，铺户(钞户)便“簧言揽诱”，利用其“引写报单”的权力“将多报少，以细作粗”，建议革除铺户(66)；康熙四十二年，主事倭赫言“钞户居停，并非官设，久经禁革”，但实际上“仍然包揽吓诈”，商人习惯“勾串钞户，贿通丁役，减漏钱粮”，最后决定对钞户进行严惩(67)；康熙五十八年，主事朱人龙言“船户勾通不法钞户，竟不输纳”，通过“借单”的方式来“隐漏国课”，所干没的关税“一年之内不知凡几”，建议严革(68)；乾隆七年，主事伊拉齐奏：“淮关向有签量等费，缘附近无籍之辈(钞户)，居停客商，专揽代纳。客贩利其便已，相沿乐从。今若净尽革除，胥役无以利已，转致签量迟滞，更启偷运之端”，建议不要革除钞户(69)；乾隆某年，庆复说淮安关的关税与各类使费“俱系揽头钞户经手”(70)；乾隆三十七年，伊龄阿言钞户利用丈量、递报数目、钱银兑换等权力“包揽侵扣”，他们“盘踞兜收，哄诱商贩，串同丁役减报侵渔，病商亏课，莫此为甚”，建议严革(71)；自道光至光绪三十年，史称淮安关“客货预关，先报钞户，钞户勾通关役，然后开单扞查。数既折扣，报又朦混，层累剥削，表里奸欺”，这些钞户利用“中间代理”之权，在引写报单时“改大为小，盘陆卖放”，以致漏税严重，在钱银兑换时，每两折钱达“三千、五千、六千不等”，苛刻商人，在收取“挂号、抄号、内账、口账、账楼、总楼诸名”费用时，则是“以少报多，苛刻取盈”，由此造成官商俱病，户部建议“革除钞户”(72)；民国初年，“(淮扬)两关原系户工两例，名为两税，合计不过值百抽二五之数。其奸商钞户勾串书丈，要求减折招徕……将中闸等处钞户查惩”(73)。也就是说，自康熙二十八年至民国初年，淮安关的关税实际上皆由钞户包纳。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禁革钞户的呼声之外，亦有请求将钞户留关充用的声音。
    铺户难以禁革，不仅体现在淮安关，也体现在浒墅关。乾隆二十七年，因“(浒墅关)向由铺户代客完税，包揽居奇，舞弊无穷，尽行禁革，听商自纳……通行各关一体严禁”(74)。但这一禁令并未得到切实贯彻。至乾隆中期，史称“浒关向有铺户代客完税，包揽居奇，节经禁革，乃旋革旋复，阳奉阴违”(75)。道光十二年，户部又言“今以该关(浒墅关)榷税论之，凡商人纳课，向例由银铺代完”(76)。在这里，户部终于把浒墅关铺户实际经营身份揭露出来了，它就是“银铺”。铺户“旋革旋复”，在全国各关大体类似。如乾隆《钦定户部则例》规定：“各关税课，均听商人自行完纳，按簿亲填。其有铺户包揽居奇，及串通管关人役，苛索商民者，许商喊禀究治。”(77)乾隆二十七年，政府又将各关“铺家尽行列榜禁革”，并规定“货税或客商自纳，或令船家赴纳，悉听其便……若铺户敢沿旧习，诱客包揽，即予枷责重处，不许盘踞关地”(78)，但之后各关依然如旧。至道光三年，给事中清安等奏称：“凡关津、市镇地方，往往有恶棍把持，蠹役盘踞，及牙行铺户人等相缘为奸，包揽商贾。”(79)
    铺户之难以革除，原因非常复杂，核心是其能够提高通关效率以及为税关带来不菲的收益。乾隆十六年，户部重申“行商自熔自纳”的原则，禁革一切中间代纳组织，这一禁令遭到凤阳关监督尤拔世的反对，尤拔世奏称：“向来货船抵关，商人皆投经牙(钞户)，遵例报纳货钞，随时佥验放行。商图便捷无羁，牙籍沾资糊口，历久相安……若定以行商自熔自纳，革除经牙包揽，固为去弊之方。但商贾携本色银俱多，远方来此，人面生疏，熔银完课，难免稽延。且船货赶时取利，既叫经牙包纳，即可扬帆而行，往来客商反以代办为快……经牙每两溢取银一两一钱四分，以一半银七分为经牙代熔火工、饭食、奔走薪水之资，余存一半银七分，缴充公用。”(80)他向乾隆陈述了保留经牙的好处：一是可以提高通关效率，二是铺户可以为税关带来可观收入。尤氏建议得到了乾隆的赞同，凤阳关经牙得以保留。乾隆二十八年，户部再次重申“凤阳关经牙一款，系从前奏明之项，准其留关充用。仍严行查察，毋令经牙潜行包揽，以清弊窦”(81)。也就是说只要经牙不“潜行包揽”隐漏国课便可。
    上述所称“经牙”实际上是“钞户”。道光十六年，有人向道光皇帝打报告，极力陈述凤阳关钞户之害，道光将奏章内容传阅军机大臣：“风闻安徽凤阳关包揽客商纳税之人，名曰钞户……钞户勾通监督家丁书役，无论何项货物，并不按照税例，分别科则。一概丈量，任意高下……有不投钞户纳税者，辄行多方勒索，百计留难……印簿既不亲填，税单又不给发，征多报少，无可稽查。书差钞户，包庇分肥，互相固结，年复一年……拿获张来安等，讯无串通家丁书役偷税累商情事，惟代客商交完税课。”(82)对比上述有关凤阳关的二则材料，不难发现，所谓“经牙”便是“钞户”。且从“代熔火工、饭食、奔走薪水之资”等描述来看，钞户是个中间经营体，他们为客商提供住宿餐饮服务，代客商溶解白银，代理客商完纳关税。可见钞户不仅仅从事银铺营生，他们还开设客店，且从“经牙”一词来看，他们还兼营牙行。也就是说凤阳关的钞户是兼营银铺、牙行、客店的综合经营体。
    清代的凤阳关钞户具有明代铺户的一切职能，他们招接商人、倾泻纹银，而且，从“一概丈量，任意高下”来看，钞户参与了丈量估税；从“有不投钞户纳税者，辄行多方勒索，百计留难”来看，钞户有收取各种杂费和使费的职责，即打点纳料；从“征多报少，无可稽查”来看，钞户有引写报单、代纳关税的职责。
    类似尤拔世的奏报不少，虽然原因不尽相同。如乾隆七年，伊拉齐明确要求保留中间代纳制度，即允许钞户包揽，其言此制度不仅便利商贩、胥役、公用，而且还可防止偷运漏税，可起到“便商安民”的效果，于是乾隆帝同意其请求(83)。又如乾隆二十八年，“福州将军福增格奏：海关铺户多系土著有力人。航海贸易，自立坐铺，为登卸货物计，外商亦资销售，沿久相安，与浒关铺户不同，请仍留不禁”(84)。福增格又言：“(闽关铺户)多系土著之人，自货自船，航海贸易，既为行商，故立坐铺，以冀货物随到随卸，随下随行。是名虽纳税之铺户，实系贸易之洋商，即有外省船商贩货来闽，或置货出洋，皆赖铺户为之消(销)售，沿久相安。”(85)显然，闽关的铺户集多种经营于一身，他们用自己的船只装货远贸，实为行商；他们又“自立坐铺”，这个坐铺功能是“货物随到随卸，随下随行”，或言“登卸货物”，可知闽关铺户兼营货栈和搬运业务；闽关的铺户还是牙行，从“外省船商贩货来闽，或置货出洋，皆赖铺户为之消(销)售”和“外商亦资销售”来看，闽关铺户不仅是内商的中间商，还是外商的中间商。也就是说，这里铺户是集行商、坐贾、货栈、牙行等职能于一身，除自身贸易外，还为商人提供商品、承销船货、代客纳税等，正因为闽关铺户功能全面，政府收取关税和稽查走私皆需依靠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