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税关中包揽关税的牙行及其与歇家的关系
    在明清税关中，言及包揽时，除了保家(歇家)、铺户(钞户)外，还有牙行，甚至在同一税关中，一会儿言歇家包揽，一会儿言铺户包揽，一会儿言牙行包揽，矛盾重重。实际上，这三者皆是对中间组织的泛称，是互相包含的。如铺户，实际上就是牙行。乾隆时期，锦州海口有王、越、孙、揆、兰、佩等六家牙行，他们除了代客登记纳税外还兼营贸易，史称“在锦州马(码)头开行，即系揽卖客船货物之铺户”(98)，显然这里的铺户与牙行同义。在凤阳关，文献记载包揽关税群体时，一会儿言是经牙，一会儿言是钞户(铺户)，史称“向来货船抵(凤阳)关，商人皆投经牙……既叫经牙包纳，即可扬帆而行，往来客商反以代办为快”(99)，而又称“安徽凤阳关包揽客商纳税之人，名曰钞户”(100)，显然凤阳关的钞户就是经牙。另外，淮安关还出现了“铺户行内”(101)，铺户亦是牙行。至于上述闽关的铺户，他们不仅是内陆商人的中间商，也是洋商的中间商，是典型的牙行。
    不仅税关中的铺户是牙行，前面所述的保家也是牙行，不过这些牙行也皆是歇家，他们也是包揽关税的核心。现以杭州南新与北新两关作一分析。
    (一)清初南新关的牙行沿袭明代保家职责
    在杭州南新关，保家(歇家)实为牙行，如明代华亭人陈嗣元曾主管“杭州南新关”，其严令：“保家不得依水浒以攫牙之利”(102)，从“攫牙之利”来看，保家就是牙行；又据《两浙南关榷事书》所载，该关所设的“中牙”皆是“牙保”，亦是“歇家”(103)；再据同书所载的“改埠盈川”的案例，该案记载了一个名叫黄九亨的人，既是“歇孽”又是牙人(104)。保家与牙行称呼转换的关键点，是其担负的具体职责：当他们作为中间商人时，文本称他们为“牙”；当他们赴报数目时，便称之为“歇家”；当他们担当商人的保户，执行“保收税银”的职责时，便改称为“保家”。正因为此，清初禁革保家后，保家便更名为牙行，诸如开写报单、递报数目、引领完税、代纳关税、收取各类费用、充当买办等原属保家的职责，到清初时统统变为牙行之责。如雍正《浙江通志》载南新关：“本关设立拢塘簿，凡商人木植拢塘，着令牙行查明清数，登填簿内。俟装清排甲，赴关抽分，对同销号……如有以多报少，隐匿朦胧，即行查究”，“仍设正关交易簿一本，续报交易簿一本，饬着牙行将交易木植字号、大小、银数登填缴查”(105)。故所谓“查明清数，登填簿内”，是指牙行开写报单、递报数目的职责；所谓“装清排甲”，指的是核定各商人应纳税额的过程，与明代的“领牌开装”、“开写清单”过程一致；所谓“赴关抽分、对同销号”，应与明代签订“保税限状”的过程是一致的。当“保税限状”签订后，牙行又变名为“保头”或“保商”，如雍正《浙江通志》载：“本关(南新关)抽分后，该保头将某商应完税银若干，登记亲填簿内。”(106)而地方志亦言：“本关(南新关)抽分后，该保商将某商应完税银若干，登记亲填簿内。”(107)“亲填簿”在明代叫“销号簿”或“堂印号簿”，是登记已纳关税的账簿(108)，故这里的“抽分后”不是指“纳税后”，而是与明代一样，只要商人与保家(牙行)签订了“保税限状”，便叫“抽分过”，于是商人交税于牙行，牙行交税于税关，故“登记亲填簿”是牙商而非本商。由此可见，清初商人的纳税程序与明代大同小异，只不过明代“保收税银”的是保家，而在清初则是牙行，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变革。另外，明代保家有收取各类费用的职责，在清初则为牙行沿袭，史称：“种种不经之费，均属派之商牙……以致私征倍于正供。”(109)明代用保家充当买办是关例，在清代则是牙行，亦是关例(110)。
    (二)北新关牙行类型及其与歇家的关系
    商人过关形式多种多样，有运货来关就地销售者，有在关市及周边收买货物装船过关者，有远道运货到关经中间转卖或接买者，也有仅是过关继续远行者。各税关便根据商人过关的类型而设置不同的经营类型，如杭州北新关的货物过关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在关发卖或收购货物者，这类商人一般投入“店户”；二是货物仅是路过，并不发卖，这类商人一般投入“过塘主人”；三是货物在关市及周围收购后便雇船装运过关者，这类商人一般投入“船埠头”。为此，该关额设过塘主人、店户、埠头三种类型的牙行，其职能是开写报单、递报数目，包揽关税。史称：“出关货物，店户收买，店户递数；出关船，埠头代写，埠头递数。出入货物，但经某处过塘，则过塘主人递数。”(111)而政府用店户、过塘主人、埠头来递数，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搬运、贸易、运输等关键环节，关于这一点，崇祯《北新关志》作了详细解释。
    过塘主人。江头、六家场、陡门、德胜、石灰、猪圈各塘坝俱有之，受雇搬驮客商货物，备知匿税情弊。本关置立卯簿记名，责令每日开报所过货物，朔望递(数)，不致隐匿，结状查考。如有前弊事发，与商人一体治罪。
    店户。住省城内，安歇商人，引领收买缎疋锡箔等货。货之多寡精粗，无不周知。本关置立卯簿记名，朔望呈递结状。商税出关，责令先将货数开揭呈递，然后商人投单。盘有隐匿，与商同罪。但各店户有多科牙用者，宜严禁之。
    船埠头。黑桥埠头代商写雇出关船只，每日开具各船梁头并商货数目呈报。凡官民座船搭有客货，亦另开报，朔望呈递，结状查考。其肩挑出关税票，关外埠头日逐收缴。仍令具数呈递，以防欺隐。旧时各役科索牙用太多，今出示严禁，稍从简便。(112)
    据上述史料，过塘主人主要掌控了搬运环节，店户掌握了贸易环节，船埠头掌控了运输环节，通过这些环节，他们清楚货物的数量、精粗及船只的梁头大小阔狭。如搬运环节，不管是上岸还是过塘、过坝、过闸，船上之货往往要卸下来，这一卸，一切货物都出来了，故其能“备知匿税情弊”。又如店户掌控买卖环节，商人在交易中不可能隐藏货物，其对货物的好坏，价格低昂，也是一清二楚的，故“货之多寡精粗，无不周知”。埠头因掌控船只的雇佣及雇佣的费用，故对船只梁头大小阔狭一清二楚。很显然，明政府把过塘主人、店户、埠头纳入关务管理，主要是为了防止商人隐匿或欺隐货物而短少关税。
    递报数目与“包代纳税”有着天然的联系，即谁掌控递报数目，谁就可能成为商人纳税的中间代办人。核心原因在于税关规定只有店户、过塘主人、埠头人等递报数目之后，商人方可投单。史称：“商货自江口陇塘……过塘牙人先行报数，即令本商投单”(113)；又称：“(店户)先将货数开揭呈递，然后商人投单”(114)；再称：“各店户、过塘主人、船埠头具数呈递……算该纳钞贯折银数目，登号填牌。”(115)也就是说商人纳税必须经过这类人之手，否则无法纳税。而店户、过塘主人、埠头人等利用递数之权，不仅进行垄断经营，而且还包揽纳税。如万历三十七年，黄一腾言：“杭省坝、闸等处，旧有过塘主人、剥船埠头计十余家，以查商报数为名，请给官牌文簿，占住地方，索骗商船。今一概禁革，任从客便投主，敢有私设牌簿，需索用钱者究遣。”(116)显然，过塘主人与船埠头利用官方给予的“查商报数”之权，要求所有客商船户投入其家，进行垄断经营。黄一腾希望禁革他们的“查商报数”之权，以打破他们的垄断经营，推行“任从客便投主”的政策。店户亦如过塘主人，史称“店户人等呈递货物手本，多串商人以多报少，以精为粗，扶同隐匿”(117)，甚至“牙人店户，用强兜接客商，货物到关，包代纳税，以多报少，隐精为粗，图撞太岁。既而倍取牙钱，罔顾折本。至于承买缎疋、锡箔等货，呈递手本查考者，又与商人串通，展(辗)转隐匿，欺公济私”(118)。据此，明代店户人等利用递报数目这一权力，来“兜接客商”并“包代纳税”，甚至串通商人“以多报少，以精为粗”，成为“包揽”和“漏税”的核心力量。
    过塘主人、店户、埠头既是牙行又是歇家，过塘主人可称“过塘牙人”(119)，店户则时而“多科牙用”，而船埠头则往往“科索牙用太多”，故他们可通称“牙商”。不仅如此，他们还可统称“歇家”。
    店户的概念是“住省城内，安歇商人，引领收买缎疋锡箔等货”。从“安歇”两字来看，店户为商人提供了住宿服务，符合“歇家”为“客店”别称的本义概念，故雍正《北新关志》，直接把“店户”称为“店歇”(120)。从其他领域来看，店户一个核心职责就是提供住宿服务，如在明代盐场，史称“两淮运使设有店户，居停官商”(121)；在茶场，“店户或贪其居停之税”(122)。“居停”两字凸显店户兼营客店的属性，因此把店户称为“歇家”完全符合逻辑，亦符合习俗。故北新关店户，有时便直接称为“饭歇”，如“西兴扇骨。系属绍兴土产，俱系西兴饭歇认输，只许进望江、清泰二门入城，其余概行禁止”(123)等。而在青海地区，亦有把店户称为“歇家”的例子，如“开设店户充当歇家”(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