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明清两代政府都曾利用实力雄厚的商人或商团来为政府办理事务，这些绝不是单一的经营体，都是集多种经营于一身，又由于他们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中间连接体，具有民间与准衙门的双重特征，故从不同角度来看，其身份会出现变更。如刘河镇服务外商的牙行，其在做中介贸易时便叫“牙行”；其代政府收税时便叫“税行”；当其充当“保税人”时便叫“保税行”；当其服务外国商人时又可改称为“洋行”；若其还从事雇写船只的服务，又可叫“保载行”(143)。这些提供多重服务且能控制市场的商人，往往在政府需要的时候，还会成为其他事物的协办人，如上海的保载行(税行)就成为了组织当时漕运的一个中间力量，且拥有众多的职能，这与明代歇家介入政府各种事务的性质几乎一致(144)。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广东十三行仅仅是明代税关歇家的扩大版而已。
    ①杨时乔于隆庆元年任两浙南关主事，隆庆三年卸任(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宦书》，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据《两浙南关榷事书》的内容，其年代最迟已到万历三十四年，而《续修四库全书》丛刊的目录，则言“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元年刻本”，对此出版信息，笔者颇为怀疑，或者后人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了不少内容。
    ②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役书》，第322页。
    ③该三单内容长达1300余字，在此不详细列出，参见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单书》，第338-339页。下列引用而未出注者，皆是源自这三单。
    ④史载：“单(拢塘报单)既具，先于二门外阴阳生处照数登记号簿，仍于单末排写某日几号，商保乃入递，本部亲笔判定，登拢塘号簿”(《两浙南关榷事书·单书》，第338页)；又载：“阴阳生十二名……每日一名，领外号簿于二门外，凡商贩竹木投报，挨次登记”(《两浙南关榷事书·役书》，第321页)；又载：“一扇(印信文簿)付阴阳生，掌于本厂二门外，将每日商保报过竹木，抽过银两，逐日挨写，是为外号。一扇自收堂上，责令吏书照前登记，是为内号”；再载：“四扇发与阴阳生，登记报单数目。四扇尔(主事)自收，掌为挂号簿”(《两浙南关榷事书·勑书》，第314页)。
    ⑤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署书》，第315-316页。
    ⑥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管辖事宜考》，黄山书社2006年影印，第28页。
    ⑦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估书》，第356-357页。
    ⑧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下，第96-130页。
    ⑨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单书》，第338页。
    ⑩因南新关是由工部派来的官员管理，故这些官员自称“本部”(见“抽验清单”)，“某部”自然是指“某个主事或员外郎”，由此进一步可推断，所谓的“令当某部台下”，就是指在某主事或员外郎主管南关时投报纳税。
    (11)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贮书》，第339页。
    (12)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例书》，第323-324页。
    (13)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役书》，第322页。
    (14)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署书》，第316页。
    (15)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役书》，第322页。
    (16)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8《户部·关税》，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1页(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
    (17)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敕书一道嘉靖四十五年颁》，第9页。
    (18)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部札一道嘉靖四十五年给》，第18页。
    (19)康熙《浒墅关志》卷9《人役》，江苏广陵古籍社1986年影印，第4页。
    (20)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厂内听用员役》，第48页。
    (21)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厂内听用员役》，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