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举3条法律稍有不同，第4条《盗律》所禁止出关的不是金属类物品，而是盗窃的财物，而且法律适用的范围在边境。这条法律规定，偷运盗窃的财物出边关，如果守边者明知而放行，将与偷运者同罪处理；如果不知而放行，将罚金四两。(24)并规定，使者携带禁物出境，必须有官方颁发的文券证明，如果没有，守卫边防者明知而放行，亦将与偷运者同罪处理。由于这条律文没有明确界定“盗出财物”的内容，不知是否可以将此理解为泛指一切禁运出境的物品。
    史籍中也有汉律禁止禁物入境的记载。《汉书·功臣表第四》载：宋子惠侯之孙“孝文十年，侯九嗣，二十二年，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买塞外禁物，免。”这是汉官托匈奴买塞外禁物，触犯法律而免官爵的记载。程树德《九朝律考》之《汉律考五律令杂考下》载有：《汉书·列女传》引汉法：内珠入关者死。(25)这是有关携带珠宝入关治死罪的法律。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主要禁止禁物出境有所不同，这两条法律主要禁止禁物入内。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为补充，二者一进一出，较完整地展现了汉朝有关禁物出入境的法律规定。
    秦律也有禁止盗物出边关的法律规定。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所出《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盗出朱（珠）玉邦关及买（卖）于客者，上朱（珠）玉内史内史才鼠（予）购。’可（何）以购之？其耐罪以上，购如捕它罪人，赀罪，不购。”(26)这就是秦律有关禁止盗物偷运出边徼的规定。可见，《二年律令》的律文应承自秦律。(27)唐律也承袭了秦汉律。不过唐律分得更细致，在《唐律疏议·卫禁律》中有“赍禁物私度关”条：“诸赍禁物私度关者，坐赃论；赃轻者，从私造、私有法。”疏议引《擅兴律》也有相关规定：“假令私将稍度关，平赃直绢三十足，即从坐赃，科徒。”又引《关市令》：“依《关市令》中又有‘锦、绫、罗、毂、蚰、绵、绢、丝、布、鼙牛尾、珍珠、金、银、铁，并不得私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兴易。’从锦、绫以下，并是私家应有。若将度西边、北边诸关，计赃减坐赃罪三等。其私家不应有，虽未度关，亦没官。私家应有之物，禁约不合度关，已下过所，官司捉获者，其物没官；若已度关及越度被人纠获，三分其物，二分赏捉人，一分入官。”(28)可见，唐代禁止出关的物品，既有兵器，又有金银、真珠等贵重物品，还有丝织品等日常用品。
    三、有关戍边的法律规定
    戍边是秦汉边防的一项重要制度。西汉高帝二年（前205）六月“兴关中卒乘边塞”，(29)大约是西汉最早征调兵卒守边的记录。此后，兴兵守边成为西汉政权边塞防御的一项定制。据研究，两汉时期，守边戍卒来源很广，既有普通百姓、良家子、应募士、属国胡骑、专职“雇佣军”，还有罪犯、七科谪等等。(30)在已出土的汉简材料中，有大量戍卒戍边的信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也有数条涉及戍边的律令。曹旅宁先生曾检出六条：
    (1)《盗律》：盗出黄金边关徼，吏、卒徒部主者智（知）而出及弗索，与同罪；弗智（知），索弗得，戍边二岁。（七六）
    (2)《捕律》：盗贼以短兵杀伤其将及伍人，而弗能捕得，皆戍边二岁。……与盗贼遇而去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官□□□□□逗（一四二）留畏懦弗敢就，夺其将爵一络（级），免之，毋爵者戍边二岁；而罚所将吏徒以卒戍边各一岁。兴吏徒追盗贼，已受令而逋，以畏懦论之。（一四三）
    (3)《捕律》：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一四四）
    (4)《置吏律》：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二一○）
    (5)《□市律》：诸诈（诈）绐人以有取，及有贩卖贸买而诉（诈）绐人，皆坐臧（赃）与盗同法，罪耐以下（二六一）有（又）（迁）之。有能捕若詗吏，吏捕得一人，为除戍二岁；欲除它人者，许之。（二六二）
    (6)《户律》：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三二三）
    曹旅宁先生认为：这6条律文“显然是由秦律继承发展来”的，“我们发现以卒戍边、戍边二岁、以卒戍边二岁，主要针对在防守边关、捕盗等执行公务中犯有过失的官员以及在名田宅过程中弄虚作假者”。(31)曹先生此说基本正确，但还可以更准确一点。仔细分析以上6条律文，前4条及第6条是有关公务过失的惩罚规定（第1条是针对边关防守失误的惩罚规定；第2、3条是针对县道官吏士卒防捕盗贼不力的惩罚规定；第4条是针对举荐失误的惩罚规定；第6条是针对名田宅弄虚作假的惩罚规定），而第5条前半部分是针对欺诈者的惩罚规定，后半部分涉及戍边的内容，则是奖赏能捕获欺诈者的规定：官吏能捕得欺诈者一人，可免除戍边二岁的劳役；亦可以转授他人，免除他人戍边的劳役。
    除这六条律文之外，《二年律令》中还有其他法律含有戍边的内容，如《兴律》：
    当戍，已受令而逋不行盈七日，若戍盗去署及亡盈一日到七日，赎耐；过七日，耐为隶臣；过三月，完为城旦。（三九八）(32)
    这条律文规定，已接到戍边命令而逃跑满七日者，或戍边时私自离开岗位或逃跑满一至七日者，受“赎耐”惩罚，逃跑过七日则“耐为隶臣”，过三月则要受“完为城旦”的惩罚。史籍中有关戍卒戍边的记载不少，但多见于东汉，如《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一等，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程树德先生谓：“按永平十六年、章帝建初七年、和帝永元八年、安帝元初二人年及冲帝、桓帝时，俱有徙边之令。”(33)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西汉律令的记载，无疑丰富了我们对西汉戍边制度的认识，尤其是这些材料属于法律条文，更具有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