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寓言故事,照其所言,“人”的特征在于“皆有窍以视、听、食、息”,具备了这些特征者才是能够正常生活的“人”,否则就不是人。而黄帝(即作为“中央之帝”的“浑沌”)正是那个被开“七窍”者。浑沌(亦即黄帝)有了“七窍”,也就有了聪明。《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生而神灵”,“成而聪明”,与这个说法多少有些可以相联系之处。后世曾将许多发明创造系之于黄帝,以彰显其神灵,这正反映了在远古时代黄帝是最早的开了窍、有了“聪明”的“人”这一认识。就此而言,黄帝应当是传说时代“人”走出自然的标志。浑沌被凿七窍而死,恰如凤凰涅槃,从而得到了新生。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把握《庄子》所描写的浑沌形象的用意,但可以体会到它实有从涅槃得到新生的寓意在里面。后世人们说黄帝是“人文初祖”,这就意味着他是真正的大写的“人”。最初出现在人们思想视阈中的“人”往往处于半神半人(或者说是“亦神亦人”)状态。在人类思想起源的初期,泛神的观念十分流行,自然万物皆被视为“神”。此后“人”的影子萌生于神的光环之中,并且逐渐走出了神的光环而对神顶礼膜拜。就这个历史进程看,神灵崇拜在当时应当说还是思想进步的一个表现。 总之,我们可以推测在原始时代,人们曾经有过一个浑浑噩噩的漫长时段,无知无识,“人”在自然之中,与自然本为一体,没有主观、客观的区分;只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萌生了主体意识,逐渐在所刻画的动物形象中显露出一些“人”的影子,如《淮南子·地形训》所谓“龙身人头”者是也。比较完备的“人”的观念,是随着对于人的功能的异化和神化逐步形成的。大概到了黄帝的时代,有“七窍”的有聪明、有思想的“人”的观念才正式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半坡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上的“人面鱼纹”,其上的“人”的形象作沉思状,也许正是当时有意识形态的“人”开始出现的一个反映。走出了浑沌状态的人,就是走出自然状态的有思想意识的“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很久才出现的“人”学观念的源头,似乎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寻找得到。 二、观念变迁:“人”走出“族” 中国上古时期,在野蛮与文明之际,以及进入文明时代初期的夏、商、周三代,社会组织皆以“族”为基本单位。基于这种情况,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人”的观念隐于“族”中。远古时代的人没有姓名或其他的标志称谓,而最初的人的姓名,又往往是族称、人名甚至地名的合一。可以说,初期的“人”所蕴涵的观念指的是族而非单个的“人”。远古氏族的相关传说对此是有力的证明。春秋时期,人们所记忆的历史传说谓: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⑥ 这里所说的是五帝时期的十六个族,但传说中却谓之“人”。“才子八人”,即八个有才德的族。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即被理解为某一个族、某一个群体。尚未有个体的、抽象的“人”的观念出现。再看《大戴礼记·帝系》的一个记载: 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篯,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 这里所说的“六子”、“六人”,皆指五帝时代称为吴回氏的部落所繁衍出来的六个姓族。其中排列为第四的称为“云郐人”,实指居于“云郐”之族。 不仅有才德的族称为“人”,就是没有才德而只有凶德的族也被视为“人”。《尚书·尧典》载尧任命舜负责接待宾客的情况是“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伪孔传云:“舜流四凶族,四方诸侯来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无凶人。”⑦依此意,所谓“凶人”,亦即“凶族”,此处的“人”也是族称。这样以“人”作为族称的历史传说,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后人对它进行过加工整理,但是其将族称为“人”的基本理念却应当是很早的,亦是绵延甚久的内容⑧。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远古的“圣人”(如伏羲、女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和恶人(如蚩尤、共工等),古史传说中多将其作为一位伟大的个人来看待和描述,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应当即是伟岸的氏族英雄的名称,也是那个氏族的名称,是以那个氏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的名称,甚至是以其氏族为中心的时代的名称。可见在上古时代人们的观念中,其所称的“人”往往指族,“族”与“人”是不大区分的,正由于“人”与“族”的密不可分,因此,个人的功过常常被视为族的功过,古书上的“罪人以族”⑨的说法,与这种理念是有关系的。要之,这个时期“人”的观念尚隐含于“族”的观念之内。还没有将“人”作为一种普遍的观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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