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寓言故事，照其所言，“人”的特征在于“皆有窍以视、听、食、息”，具备了这些特征者才是能够正常生活的“人”，否则就不是人。而黄帝（即作为“中央之帝”的“浑沌”）正是那个被开“七窍”者。浑沌（亦即黄帝）有了“七窍”，也就有了聪明。《史记·五帝本纪》谓，黄帝“生而神灵”，“成而聪明”，与这个说法多少有些可以相联系之处。后世曾将许多发明创造系之于黄帝，以彰显其神灵，这正反映了在远古时代黄帝是最早的开了窍、有了“聪明”的“人”这一认识。就此而言，黄帝应当是传说时代“人”走出自然的标志。浑沌被凿七窍而死，恰如凤凰涅槃，从而得到了新生。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把握《庄子》所描写的浑沌形象的用意，但可以体会到它实有从涅槃得到新生的寓意在里面。后世人们说黄帝是“人文初祖”，这就意味着他是真正的大写的“人”。最初出现在人们思想视阈中的“人”往往处于半神半人（或者说是“亦神亦人”）状态。在人类思想起源的初期，泛神的观念十分流行，自然万物皆被视为“神”。此后“人”的影子萌生于神的光环之中，并且逐渐走出了神的光环而对神顶礼膜拜。就这个历史进程看，神灵崇拜在当时应当说还是思想进步的一个表现。
    总之，我们可以推测在原始时代，人们曾经有过一个浑浑噩噩的漫长时段，无知无识，“人”在自然之中，与自然本为一体，没有主观、客观的区分；只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才萌生了主体意识，逐渐在所刻画的动物形象中显露出一些“人”的影子，如《淮南子·地形训》所谓“龙身人头”者是也。比较完备的“人”的观念，是随着对于人的功能的异化和神化逐步形成的。大概到了黄帝的时代，有“七窍”的有聪明、有思想的“人”的观念才正式出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半坡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上的“人面鱼纹”，其上的“人”的形象作沉思状，也许正是当时有意识形态的“人”开始出现的一个反映。走出了浑沌状态的人，就是走出自然状态的有思想意识的“人”。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很久才出现的“人”学观念的源头，似乎只有在这里才可以寻找得到。
    二、观念变迁：“人”走出“族”
    中国上古时期，在野蛮与文明之际，以及进入文明时代初期的夏、商、周三代，社会组织皆以“族”为基本单位。基于这种情况，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人”的观念隐于“族”中。远古时代的人没有姓名或其他的标志称谓，而最初的人的姓名，又往往是族称、人名甚至地名的合一。可以说，初期的“人”所蕴涵的观念指的是族而非单个的“人”。远古氏族的相关传说对此是有力的证明。春秋时期，人们所记忆的历史传说谓：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⑥
    这里所说的是五帝时期的十六个族，但传说中却谓之“人”。“才子八人”，即八个有才德的族。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即被理解为某一个族、某一个群体。尚未有个体的、抽象的“人”的观念出现。再看《大戴礼记·帝系》的一个记载：
    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篯，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
    这里所说的“六子”、“六人”，皆指五帝时代称为吴回氏的部落所繁衍出来的六个姓族。其中排列为第四的称为“云郐人”，实指居于“云郐”之族。
    不仅有才德的族称为“人”，就是没有才德而只有凶德的族也被视为“人”。《尚书·尧典》载尧任命舜负责接待宾客的情况是“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伪孔传云：“舜流四凶族，四方诸侯来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无凶人。”⑦依此意，所谓“凶人”，亦即“凶族”，此处的“人”也是族称。这样以“人”作为族称的历史传说，虽然在流传过程中后人对它进行过加工整理，但是其将族称为“人”的基本理念却应当是很早的，亦是绵延甚久的内容⑧。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远古的“圣人”（如伏羲、女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和恶人（如蚩尤、共工等），古史传说中多将其作为一位伟大的个人来看待和描述，但是，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应当即是伟岸的氏族英雄的名称，也是那个氏族的名称，是以那个氏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的名称，甚至是以其氏族为中心的时代的名称。可见在上古时代人们的观念中，其所称的“人”往往指族，“族”与“人”是不大区分的，正由于“人”与“族”的密不可分，因此，个人的功过常常被视为族的功过，古书上的“罪人以族”⑨的说法，与这种理念是有关系的。要之，这个时期“人”的观念尚隐含于“族”的观念之内。还没有将“人”作为一种普遍的观念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