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出现了冠以地域之名或以隶属关系为区别标准的“人”称。这里所说的地域之称，不是具体的地名，而是反映城乡区别的地域名称。如“邑人”“邦人”当指居住于城邑之人，“甸人”即居住于都城郊外之人(23)。关于“邑人”的问题，我想在此多说几句。周恭王时器《师酉簋》载，名“师酉”者曾被册命承继其祖之职担任“邑人”之职，作为邑里长官，他主要负责管理住于邑里的人、虎臣及诸夷。“邑人”之职不仅管理住居于邑里之人，而且有时候还要管理邑、里及郊外的“甸人”。西周晚期器《柞钟》铭文所谓“司五邑甸人事”，其所指应当就是这种情况。《易·比》卦辞“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易·无妄》卦辞谓“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左传》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载“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墨子·天志上》载“天有邑人，何用弗爱”，是皆可证“邑人”，即居住于邑里之人。西周时期，除了地域名称之外，还有以人的隶属为称的“人”的观念出现，如同族之人被称为“族人”或“室人”，被师氏之官所管辖的军职人员称为“师氏人”，属于姜姓贵族者称为“姜氏人”(24)。
    其三，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关于“人”的普遍性的称谓，“庶人”和“民”就是两个比较典型的概念。庶意为众，“庶人”之称类于商代的“众人”。虽然庶人在周初，其地位还较低(25)，但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则地位上升，逐渐成为社会上一般人的普通称谓。“民”之称类于庶人，《说文》以“众萌”为释。周代社会上，出现了“庶民”一词，其意亦与“众人”、“庶人”相同。相传周文王修筑灵台的时候，“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26)。周懿王时器《牧簋》铭文载周王告诫大臣名“牧”者，不可“多虐庶民”。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进入文明时代的初期，“人”的观念逐渐从“人”与“族”浑沌一片的观念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从社会身份而言，先是天子（王）、大臣，然后渐至于社会上的普通人。就观念的发展而言，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从综合判断向分析判断的变化。“人”这一观念，在表层结构中首先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展现出来的。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的观念中开始由群体向个体转化，逐渐认识作为个体的“人”，从群体观念中区分出某一部分来认识。这种趋于深层的观念结构就其社会背景来说，它实质上是社会人们等级地位的不平等因素逐渐增加的这一情况的反映。然而在周代出现的“庶人”、“民”、“庶民”、“万民”等观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由分析向新的综合发展的趋势。在关于“人”的观念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次综合和分析，都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对于“人”观念的分析与综合，在西周时期达到了一个初步完成的阶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以后的历史时段里面，才得以展开对于“人”观念本质的深入认识和提炼。
    三、“万物之灵”：“人”观念的特质
    从春秋时期开始，宗法制度趋于解体，社会结构松动，存在于氏族（宗族）之外的人日益增多。从相关的史载里我们可以看到，春秋以降，人们每以地名、国名冠在“人”之前，如“晋人”、“鲁人”之类。这表明对于人的观念不再拘泥于族。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与普遍意义的“人”的观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出现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促进了人们对于“人”的特质与本质问题的思考。研究“人”观念，探讨“人”的特质这一问题的难点，和“人学”研究一样，其难处都在于“人”观念的界定。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像镜子不会照见镜子“自己”、刀不会切削“自己”那样，人又能够如何认识“人”自己呢？这看起来像是不可知论的一种表达，实际上却从一个比较极端的角度接触到了关于“人”的认识论的问题，那就是“人”的主观虽然可以顺理成章地认识客观，但却不大容易认识“人”自己的“主观”。从这一点而言，人认识“自己”似乎要比认识客观世界还要困难些。
    关于“人”的观念，常常是从比较具体的角度来切入的，例如“自然人”、“生物人”、“文化人”、“文明人”等等，这些观念都可以有比较明确的限定，但若抽象地谈“人”，则不是那么容易的了。什么是“人”呢？西方学者提出的相关命题，其影响较大的有谓“人是机器”者，有谓人是“符号的动物”者，有谓“人是理性的动物”者，有谓人是“政治动物”者，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总嫌不够明确，觉得没有将“人”与“动物”区分清楚。我们固然可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将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马克思讲的是人的本质，而非强调人的特质。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应当是社会群体中的人，是在不断进行实践活动的人，是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中的人，而不是那种孤立的、抽象的人。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人的特质的话，就可以说人是思想的动物，人是有精神的动物。这一界定似乎比较其他的说法更易将人与动物加以区分。先秦时期屡有“人为万物之灵”的命题提出，可见早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接触到了“人”观念的特质方面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承继了夏、商、西周三代不断地在实践中反复进行的“分析-综合-再分析-再综合”这一过程的成果，是在“人”观念有了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