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伪古文《尚书·泰誓》“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伪孔传谓“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罪人受罚所涉及的“族”，实指其父母之族、兄弟之族以及妻子之族。所谓“官人以世”，亦有族的因素在内。
    ⑩《甲骨文合集》第26898片。按，此片共4条卜辞内容相近。《屯南》880片有两条卜辞亦贞问同样的问题。同样提到属于“众”的“受人”、“禀土人”和“人”。
    (11)见《甲骨文合集》第775片、24240片、6945片等。
    (12)《尚书·牧誓》。
    (13)《尚书·汤誓》、《尚书·盘庚》。
    (14)前三条材料见《尚书》的《泰誓》、《金縢》、《酒诰》等篇。上引最末一条见于《诗经·下武》。
    (15)孔颖达；《礼记注疏》，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前文人”之称于周代习见，如《尚书·文侯之命》有“追孝于前文人”之语，《诗经·江汉》有“秬鬯一卣，告于文人”之句，《胡簋》、《兮仲钟》、《梁其钟》、《追簋》等彝铭亦有相关记载。另外，还有将自己的先祖称为“圣人”者，周恭王时器《师望鼎》载任“大师小子”之职的名“师望”者就称曾经辅弼先王的自己的先祖为“圣人”，谓周王“不忘圣人之后”而多给予奖赏。
    (17)上引五条卜辞，依次见《甲骨文合集》第5520片、1027片、26908片、32374片、32375片。
    (18)说详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23-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大盂鼎》铭文载，“易女（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关于铭文此句的标点及理解，专家有不同的说法，这里取赵光贤师之说，铭文“邦司四伯人鬲”之意指“赏给属于管理国人的王臣四伯的人鬲”（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按，周昭王时器《作册令簋》载赏赐奴隶事，有“鬲百人”的记载，此“鬲”，盖与《大盂鼎》的“人鬲”相同。
    (20)《尚书·梓材》篇载周公诰诫卫康叔语谓，要以是否有“奸杀人历”的情况作为治乱的标准之一；“人历”的身份同于《大盂鼎》的“人鬲”（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第166-181页，武汉出版社，1995）。
    (21)这两例铭文见《降人簋》和《井人钟》。
    (22)西周中期器《簋》有“成周里人”之称，当即文献所载的管理闾里的“里君”。另外，《周礼》中以某“人”为官称者甚多，如“封人”、“均人”、“都宗人”、“大行人”、“小行人”等，亦皆其例。
    (23)“邦人”之称见于周宣王时器《盨》，他与“胥人”、“师氏人”并列，成为驱逐周厉王的主要参加者。其身份所指当即居住于城邦之人。先秦時期文献所载“甸人”，皆为职官名称，如“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左传》成公十年），“甸人积薪，火师监燎”（《国语·周语中》），“甸人为垼于西墙下”（《礼记·丧大记》）等，是皆如此。然而，“甸人”虽为职官，其起源却当在于其职守原为甸人（居于郊野之人）之管理者，故而其作为职官，其职事亦多与郊野事相关。
    (24)见西周中期器《史密簋》、《万諆鼎》和西周晚期器《蕴》、《蔡簋》铭文。
    (25)周康王时器《宜侯簋》铭文所载周王赏赐给宜侯的劳动力中有“在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六百多名“庶人”的社会地位当不高。
    (26)《诗经·大雅·灵台》。
    (27)孔子此语见《大学》第三章所引，关于其意，朱熹曾经有所解释。朱熹《四书或问·大学》上篇载：“或问，此引《玄鸟》之诗何也？曰：此以民之止于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绵蛮》之诗，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说《诗》之辞也，盖曰鸟于其欲止之时，犹知其当止之处，岂可人为万物灵，而反不如鸟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发明人当知止之义，亦深切矣。”（朱熹《四书或问》，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按，关于孔子向弟子说《诗经》之事，过去了解不多，上博简《诗论》面世以后，人们得以见其基本情况，《大学》所引之语，应当是可信的。
    (28)上引材料依次见《列子·杨朱》、《汉书·刑法志》、《五行大义》，四引桓谭《新论》、向子期《难养生论》。
    (29)《泰誓》本不在伏生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之列。刘向《别录》谓其得于武帝末民所献书，《后汉书》则记载此篇为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之。《史记·周本纪》和《汉书·律历志》皆有武王伐纣作《大誓》之说。可以推测，司马迁曾见过此篇，汉时亦有传布。今《十三经注疏》所载《泰誓》三篇虽然问题较多，但是却可以认为它渊源有自，可能是西汉时人摭拾旧闻辑纂而成，其材料所出盖在春秋战国之时。《诗谱》序疏引《泰誓》载此作“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依稀可见“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说的影子。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十重辑《泰誓》，曾将《诗谱》序疏所载辑入。
    (30)孔颖达：《尚书注疏》，卷十一。
    (31)戴侗：《六书故》，卷十三。
    (32)《吕氏春秋·恃君》。
    (33)《孟子·縢文公上》。
    (34)孟子主张人性善，认为人有仁义礼智“四端”（《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那么，君子所存的异于禽兽的地方何在呢？王夫之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终始不相假借者，则才也。故侧隐、羞恶、恭敬、是非，唯人有之，而禽兽所无也；人之形色足以率其仁义礼智之性者，亦唯人则然，而禽兽不然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从王夫之所论来看，人异于禽兽之处即在于人有“仁义礼智之性”。
    (35)《墨子·天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