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甲骨文中的，常被写定为兕或，迄今为止，众多一流专家对它的解释是见仁见智。某些最常见的解释是：犀牛、牛一样的独角兕、兕属的牛、兕(没有解释)、让人垂涎的特殊猎物、中原地区的一种野生动物等等。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再作探讨。
    主要观点
    罗振玉把释为“马”①。王襄②和商承祚③也把它释为马一类的动物。叶玉森开始把它释为“犀牛”④。但是一个新发现引起激烈的争论。1929年11月28日，在中央研究院的第三次殷墟发掘中，在小屯东北地张学献家的田地上发现的大连坑(横十三，丙北支，二北支)中，出土了一个大型动物的头骨。头骨很大，包括从额骨顶部到鼻尖的整个额骨部分，是一个大型动物的头骨。骨头上竖刻两行文字，但是头骨本身不加修整，也不是占卜用的。商人有时候会把特别有名的战利品保存下来并在上面留下记录。某些战利品是从被战败敌人的头骨上取下的头骨片，在上面刻辞纪念(见《前编》图3，《综述》图版13～4；《京津》5281，《综述》13-1)。还有的是在狩猎活动中获得的战利品，即在某种稀罕猎物的头骨上刻字留念。
    在这个大型动物的头骨被发现的同时，在距它几米远的地方还发现了另外一件狩猎的战利品。这是一个鹿头骨，上面有刻辞(《甲编》3941)。在第四次发掘中，在大约100米外的乙21坑(根据1976年4月19日与屈万里的通信)，又发现一件狩猎战利品。这是一个带角的鹿头骨，上面也有刻辞(《甲编》940)。
    1930年，董作宾把这个大型头骨给德日进鉴定，德氏发现头骨内侧有一排牙齿，认定为是牛牙(bovine teeth)。
    董作宾注意到，头骨刻辞中有获白-“我们抓住一头白”的记录。他认为这是一头白色的野生动物，头上有一角，因此认定这是一只独角兽。为了迎合德日进的鉴定意见，董氏试图证明独角兽属于牛科动物(species of the bovidae)。他为此搜集了中东、波斯、中亚和华北地区有关独角兽的所有相关材料⑤。不久，方国瑜在《师大国学丛刊》上(1～2，1931年)发表《〈获白麟解〉质疑》一文，认为甲骨文中的与西方的Rimu和中国的独角兽(麟)不相干。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和马都有一样的尾巴。独角可能只是笔画的省略。方的结论使我们只能说是中原本地的一种野生动物。
    在《史学年报》(第4卷，第119～121页，1932年)上，唐兰发表了一篇名为《获白兕考》的文章。在他看来，甲骨文中的，和《说文》的字、篆书的都可以释为《尔雅》的兕或字。根据《尔雅》郭璞注和刘欣期的《交州记》，它是一种独角的野兽，色青，体大而重。唐兰还引用韩婴(《韩诗外传·诗经卷耳》)的话，“如果有人用兕角做成酒杯，能够容纳五升酒”(《诗疏》引《韩诗)载：“兕觥，以兕角为之，容五升。”)。根据这个说法，唐兰认为兕角很大，与甲骨文所见形象极为吻合。
    叶玉森在《殷虚书契前编集释》(上海，1934年)中，对《前编》2-5-7的解释，不再坚持兕是犀牛的说法(见《殷契鉤沈》。因为甲骨文的尾巴与马的尾巴的写法一样，他认为这是一匹体形巨大的独角野马。也许与《尔雅》中记录的长着弧齿且以虎豹为食的駮(駮如马，倨牙，食虎豹)相似。但是，独角也可能只是笔画的省略，不过是用一角代表两角而已。至于在大兽头上发现牛的牙齿，他认为刻辞并不一定刻在它提到的动物上面。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东京，1933年)对第577片的考释，接受了唐兰的意见，把释为。一般说来，兕是灰色(青)的，但有些却是白色的，如果真是如此，倒是值得记录。
    商承祚在《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释》(南京，1933年)中，根据某些金文的特征，把释为，但是在他的《殷契佚存》(南京，1933年)序里，他又把它转写为。
    许多学者没有注意到著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的意见。在1934年3月18和25日的《世界日报》上，裴氏发表了《跋董作宾〈获白麟解〉》的文章。他抛弃了神话中的独角兽和駮的说法，根据牙齿和头骨的形状，他断定大兽头是一种牛属的(bovid species)野生动物。
    董作宾在《殷历谱》(卷2，1945年)接受唐兰的意见，把释为。
    丁骕在《契文兽类及兽形字释》里，把转写为⑥。在他看来，这不是一只犀牛：犀牛的角竖立在鼻子上，但在甲骨文及其各种变体上，角都位于额骨的顶端且向后弯曲。在甲骨文中，角的体形巨大，与某些古代文献所言人们用来喝酒的兽角非常吻合。但是，要适合做酒杯的话，角必须是中空的。因此它不应该是实心的犀牛角，而应该是牛角。丁骕认为这是在殷墟发现的一种称为Bos exiguous Matsumoto的角。根据他的说法，水牛是家养动物，牛才是用作食物和祭品的野生动物。
    李孝定在《甲骨文字集释》(台北，1965，第3021页)，多少接受了唐兰的意见，但是他补充说(《京津》1913)与《说文》中的字极为相似。他觉得这种动物有两只角，“前面的一只大而又长，后面的一只小而短”。因此，他似乎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犀牛，但他没有挑明。最后，根据《说文》他把它转写为，解释为“一种动物的名字”。
    大多数学者最后都接受了唐兰的意见，把转写为兕或 (《康熙字典》认为字是抄写者把误写成的结果，因此，兕或是正确的写法)。唐兰的主要论据有两个。其一是甲骨文的与篆书字很相似，其二是根据某些古代文献，兕本就是一个独角的体形巨大的野生动物的名字。
    因此，目前大家同意把转写为兕或，但是解释却不尽一致。有人认为它是独角兽，是“犀牛”。有人则认同古生物学家的意见，认为是一种野牛。本文将检讨甲骨文的相关材料和古生物学家的鉴定意见，还要检讨后代文献中有关兕的记载，看看能否澄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