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蔡流言”
    汉代文献中的“流言”一词有时被涂上伦理色彩，视同诽谤、诬蔑、挑拨、谣言，这显然是受到《书·金縢》用例的影响。周公被古典儒家视为理想政治制度的始创人，也是儒家伦理传统中的完美典范。所以其诸弟在权力斗争中发动的以“流言”争取公众支持的舆论攻势，很自然地被儒家影响下的传统史观定位为谣言惑众，诬蔑、诽谤圣人，挑拨君臣关系的典型案例。《史记·鲁周公世家》对该事件的陈述完全基于《金縢》：“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管蔡流言”因而成为汉代政争舆论战中之习用标签，成王、周公、管、蔡等历史人物成为定型化的政治符号。
    如元帝初元、永光年间，外戚许氏、史氏与宦官弘恭、石显弄权，屡次排斥朝臣萧望之、周堪、张猛等。宗室刘向与萧望之等相党，乃于永光元年（前43年）上书，寄望元帝为成王，推许望之、堪等为周公，指斥恭、显等为管蔡：“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注：《汉书·刘向传》。）
    成帝之世，外戚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用事，排除异己，朝廷侧目，独信重大将军武库令杜钦，置之幕府，国家政事多与之谋。史称“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杜钦有鉴于王凤专政太重，树敌甚众，屡以“管蔡流言”相提醒，希望王凤能居安思危：“昔周公身有至圣之德，属有叔父之亲，而成王有独见之明，无信谗之听，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惧。”“唯将军不为四国流言自疑于成王，以固至忠。”（注：《汉书·杜钦传》。）
    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以日食诏举方正直言。杜邺举方正，对策言“臣闻野鸡着怪，高宗深动；大风暴过，成王怛然”（注：《汉书·杜邺传》。颜师古注曰：“谓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王乃启金縢之书，悔而还周公。”），亦以“管蔡”影射当时用事的太后们及外戚傅氏、丁氏。
    因白居易“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注：“周公恐惧流言后”句，一作“周公恐惧流言日。”（参见《白居易集·放言五首》之三））诗而盖棺论定，被后世认定与流言结下难解之缘的王莽，常爱以周公辅成王自况，却也因此对“流言惑众”最为敏感，故常以“管蔡”之罪名加诸政敌，甚至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家人。如王莽之子王宇不赞成其父隔绝平帝与其生母卫姬，恐平帝长大后见怨，但王莽不听。王宇与其师吴章、妻舅吕宽商议，为惊怪以惧之。王莽因而处死王宇夫妻，又奏：“宇为吕宽等所诖误，流言惑众，与管蔡同罪，臣不敢隐，其诛。”太后下诏：“公居周公之位，辅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诛，不以亲亲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诛四国之后，大化乃成，至于刑错。公其专意翼国，期于致平。”“莽因是诛灭卫氏，穷治吕宽之狱，连引郡国豪桀素非议己者”，“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注：《汉书·王莽传上》。）
    有趣的是，王莽既以周公自许，朝野间不满时政者就有为“召公”、“管蔡”做翻案文章的。当时被举贤良方正的申屠刚，在对策中质疑王莽隔绝平帝与外家冯、卫二族的用心：“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下贤，均权布宠，无旧无新，唯仁是亲，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注：《后汉书·申屠刚传》。）申屠刚这段话的潜台词是，忠贤如周公，摄政时举措毫无失误，仍不免引起同为贤者的召公之不悦，不臣如王莽，招致四方流言，岂足怪哉！这种言论已隐隐视流言为公众舆论，不尽含贬义。
    平帝驾崩，王莽奉孺子居摄。东郡太守翟义对外甥陈丰说：“新都侯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意，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其渐可见。”于是他举兵反，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并以舆论攻势先行，“移檄郡国，言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莽鸩杀平帝”是一则“未经验证”、无事实根据的谣言。但以王莽屡立孺子之居心，挟天子令天下之态势，自居周公而行迹之可疑鬼祟，这则流言很可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王莽起初大惧，大举发关东甲卒击翟义，又日抱孺子会群臣而称：“昔成王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筲！”未几而翟义被击破，王莽大喜，下诏指斥“翟义、刘信等谋反大逆，流言惑众，欲以篡位，贼害我孺子，罪深于管蔡，恶甚于禽兽。”（注：《汉书·翟义传》。）既曰“惑众”，可知翟义的流言攻势可能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影响。
    从上述历史案例来看，在西汉后期的政治斗争中，公开散布、传播的言论一旦被贴上“管蔡流言”的标签，不论其论述是否虚假、悖逆、恶意，在政治伦理上立即处于劣势，当权者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其论述的正当性。但一则流言应定位为诬蔑、诽谤还是拨乱反正的公众舆论，仍要视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当事人的立场、利益而定。当权者所贴的标签，有时未必可以完全剥夺一则流言的认受性及其对大众心理的影响力。申屠刚的翻案文章、翟义的舆论造势，就是例子。
    （二）众人流传之言
    当“管蔡流言”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习见标签、符号，流言的原意“言论的公开散布及传播”往往被人们遗忘或忽略。流言散布、传播的主体和客体一般是群体。某些流言的传播面积较大，很容易成为“众人流传之言”，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能够影响、甚至型塑公众舆论。“流言”的这层意涵在汉代论述中屡见不鲜。
    《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此处的“流”，即涵流动、散布之义。所以颜师古引张揖曰：“己，诗人自谓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诗流言，以讽其上也。”亦即在《汉书》编著者和唐代注释家的心目中，《诗经·小雅》诸篇可视为在下者讽喻上层及自我表达、宣泄的“流言”。
    西汉元帝时宦官石显等屡次谮毁大臣周堪、张猛等，刘向上书：“是以群小窥见间隙，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注：《汉书·刘向传》。）“流言飞文”而“哗于民间”，可知石显等对周、张等的“丑诋”已超出在人主面前的耳语诽谤，而成为在众人中流传的言论。成帝即位，王凤辅政。张禹与王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成帝报曰：“朕以幼年执政，万机惧失其中，君以道德为师，故委国政。君何疑而数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无闻焉。君其固心致思，总秉诸事，推以孳孳，无违朕意。”（注：《汉书·张禹传》。）既谓流言，张禹欲避的恐怕亦不只是王凤个人的攻讦。这种在众人中流传的“流言”，有时被汉代的人们视为一种公众言论，即所谓物议，可藉以探测舆情，观察政局动向，发布政治预警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