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该言论信息之内容诉求及表达方式对于接收群体之可接受性。
    王充在《论衡·艺增篇》中对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众人对之增益、删减、润饰的心态有如下解释：“世俗所患，患言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蜚流之言，百传之语，出小人之口，驰闾巷之间，其犹是也。诸子之文，笔墨之疏，人贤（贤人）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实，犹或增之。傥经艺之言如其实乎？言审莫过圣人，经艺万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依王充的观察，这种增益、删减、润饰不仅屡屡发生于世俗的“短书传言”、神话传奇，就连经籍之传语、历史之叙述，也难逃此厄。
    有趣的是，大面积传播的流言、讹言在经历多重增益、删减、润饰之后，其主要动机、诉求、期望、批判目标仍然鲜明、一贯，不会如普通晚会上的传话游戏那样，一则简单信息经过十来人之口耳相传就被歪曲到面目全非，不明所以。王充的“俗人好奇”说不足以解释这样的现象。
    大众传播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不会将读到的、听来的或其他方式得来的信息原封不动地储入或调出大脑。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信仰和身处的情境润饰信息，令之符合自己的期待、需求（注：参见Richard Jackson Harris,A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9,p.33.）。由于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信仰的，期待发生的，可以相信的，于是就出现心理学所说的过滤性选择的认知过程（注：这种过滤性选择不只是个人的，也是社会性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宗教背景，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情境，都会在选择中发生作用。参见Thomas W.Overholt,Prophecy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A Sourcebook for Biblical Researchers.Atlanta:Scholars Press,1986,p.18。）。谣言学者Allport也指出，某一谣言的传播范围有其限制，由于过滤性选择认知规则发生作用，它只会在有类似想法的人中传播，主要对“易受影响”的人起作用（注：Allport and Postman,The Psychology of Rumor,pp.35,180.）。这一群人的结合，就构成了那一特定时空情境下的共同利益群体。一则流言、讹言所涉及议题的社会政治意义、利益越是重大，其影响力的公约数也越大，相关利益群体的规模也就扩大。正因为这群人对于需要什么、信仰什么、期望什么都很明确也很一致，所以经过流传、增益、删减、润饰之后的版本虽然可能不同于原始版本，却不但不会淡化、弱化或歪曲该群体的共同目标、诉求、表达，反而有助于提高该信息的可接受性。所以“流言惑众”、“讹言惑众”之类的说法，在宣传层面上或许有效，却不能揭示流言、讹言影响民众的本质所在。哀帝时丞相王嘉说民众相信行筹讹言是“天惑其意，不能自止”。与其说天惑，不如说自惑。流言、讹言之获得广泛接受和传播，往往出于众人自愿的选择，而非少数别有用心者之操纵。
    3.由此我们也可认识到，流言、讹言一类言辞信息在众人中的可接受性，并非奠基于其事实部分的可信性。
    民间的流言、讹言通常是在官方对某些议题的说明模糊、不确定甚至虚假时开始流传（注：Allport and Postman,The Psychology of Rumor,p.44.）。如东汉末董卓被刺死，“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这则讹言实非无风生浪，王允在刺董后对处置董卓凉州旧部的问题上迟疑不断，不杀不赏不赦不信亦不解散。讹言因是而起。
    《汉书》、《后汉书》的传统注释者，如颜师古、李贤，常常释“讹”为“伪”。但成功的流言、讹言，往往包含部分真实信息。如西汉成帝时大水讹言之起，肇因于“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有些流言、讹言的主要内容甚至也在事后被证实确是真实的，如王莽居摄时朝野流传的“管蔡流言”。
    史籍中也可见到一些系有主名、出处明确的流言、讹言，通常由具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个人或集团主导编造以及释放过程。这些言论，常常为编造者的私利，传递一些伪信息。如《东观汉记·载记，公孙述》：“隗嚣败，（公孙）述惧，欲安其众。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述诈使人言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述乃大会群臣，问曰：‘白帝仓出谷乎？’皆对言‘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注：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77页；《后汉书·公孙述传》所记略同。）
    公孙述以当地最高统治者的身份，派人传播空关已久的白帝仓突然“出谷如山陵”的虚假信息，居然令“公卿以下”乃至普通民众群聚往观，失望而归（注：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1页。）。公孙述以为用此以毒攻毒的心理战术，可以使当地官民面对其他“讹言”产生麻木反应（注：就好像著名的“狼来了”童话所反映出的心理效应。），不致因隗嚣已败信息之传播而令民心军心动摇。然而，公孙述于新汉之际割据蜀汉，胸无大志而醉心图谶符命，“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伤战士心”（注：《东观汉记校注》，第877页；《后汉书·公孙述传》所记略同。），“政治严刻，民不为非”（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30页。）。蜀中民心不附，早有“黄牛白腹，五铢当复”之童谣。官方诈言而能成为讹言，令官吏百姓迅速关注，一传十、十传百，“空市里往观之”，虽不排除有好奇及羊群心态，主要还应是蜀地人心浮动、群情不安之效。公孙述未能藉此反省，体察治下民情关注所在，反以为自己从此可以任意操纵舆论，视个人利益所在而发布“真实谎言”（“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愚弄民智。一方霸主之政治弱智如此，其速败宜矣！
    东汉末年，张角兄弟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注：《后汉书·皇甫嵩传》。）口号也是一则由极少人编造的讹言，但却是深思熟虑、老谋深算之宣传杰作。它高张东汉末因“人心厌汉”而人气旺盛的土德符号，从而概括承受随之而来的丰富政治、宗教资源，并辅以绵密的组织、深厚的耕耘、世俗化的宗教整合，令一则讹言在危机丛生的时局中成为最具凝聚力的政治口号和最有吸引力的神话。
    可见一则流言或讹言包含的具体信息是否真实可信，能否得到证实，不是其获得特定群体认可接受的主要原因。因为流言、讹言的主要功能并非在人心浮动、众说纷纭的时刻向众人提供准确无讹的情报、消息，而在于能否恰当反映和满足特定时空的群体心态、期待和想像。至于其信息细节是否“真实”，能否验证，根本无关宏旨。流言、讹言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下特定人群的内心情绪、想法和秘密。在上位者可以此为媒介了解众人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充满伪造、虚幻信息的流言、讹言，也可以折射出特定历史情境的一个真实侧面；得到广泛接受及传播的流言、讹言，就反映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文化氛围而言是真实的。
    （四）汉代官方对流言、讹言的态度及其理论背景
    从先秦至两汉，历代政府都不会喜欢诽谤、流言、讹言、妖言之类官方难以控制的言论信息（注：谗言、告密、情报、官方故意释放的假消息等恐怕又当别论。）。
    《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七曰造言之刑。”郑玄注：“造言，讹言惑众。”顾炎武《日知录》卷5《造言之刑》：“舜之命龙也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故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造言之刑，次于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诛庶民之作言语而不信者。至于讹言莫惩，而宗周灭矣。”黄汝成案：“野旷难稽，而民愚易惑，故造言必始于乡，惟乡刑得而治之。”（注：《日知录集释》，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