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点观察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谣言。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察发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种种谣言作出反应，与之互动（注：Gordon W.Allport and Leo Postman,The Psychology of Rumor.Reissued.New York:Russell & Russell,INC.,1965.Copyright,1947,by Henry Holt and Company,p.159.）。而当社会的冲突和矛盾激化甚至出现动乱和危机时，谣言就特别活跃（注：Allport and Postman,The Psychology of Rumor,pp.36-37,47;Terry Ann Knopf,Rumors,Race,and Riots.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75,p.12.）。这是因为每逢这样的时刻，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格外感到焦虑、恐惧、无助、有怨气，迫切需要宣泄、合理化自己的情绪，“发现”对当前处境的“合理”说明、解释，以及可以满足其“集体期望”、“合理想像”的预言。然而官方渠道提供的相关信息，常被人们视为不完整、不清晰、故意隐瞒真相，难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注：Tamotsu Shibutani,Improvised New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Indianapolis: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66,pp.36,46,49,56.）。于是，谣言或类谣言就会应运而生，广泛传播。汉代的流言和讹言，就是这样的类谣言。
    实际上在汉代社会数百年历史中，类谣言曾大量出现，而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有幸被当时的史家选中而记录下来，流传至今。汉代史籍记载的流言、讹言，多发生、流传于西汉成、哀、平，东汉桓、灵之世，以及两汉之际、汉魏之际。这可能是由于在这些较混乱的历史时期，流言、讹言最易发生及传播；也可能是因为史家对这些时期的政治多持负面评价，所以大量引述流言、讹言以为批判的论据。无论如何，从心理学、社会学的一般观察来看，这种历史情境确实是孳生流言、讹言的肥沃土壤。以下将对汉代流言、讹言的特质作一些更具体的观察。
    （一）浮浪不根、不断流动之言论信息
    汉代流言、讹言的一个特点，和现代的谣言一样，是难以追根溯源。其原创者通常匿名，在流传过程中又历经多重口耳相传，可能同原创的言辞面目全非。先儒告诫后学“流言不极”，“不问所从出也”；朱熹《诗集传》定义流言为“浮浪不根之言”，即为此故。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6年），追查东郡陨石刻文“始皇帝死而地分”之作者而不得，于是令御史“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王莽恶闻黄龙堕死讹言，但“捕系问语所从起，不能得”（注：《汉书·王莽传中》。）。
    流言、讹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流动性、开放性。“流”的本义是水之流动、扩散。“讹／吪”亦有流动、变化之义。古人选择“流”和“讹／吪”来描述这一类“未经验证”、口头传播的言论信息，应非偶然。流言和讹言确实拥有动态的特性和流动、变化、传播的动力（注：据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谣言也拥有这些特性和动力。）。未经广泛流传、扩散的“未经验证”之言论，一般只能被视为谎言、诽谤；言论在口耳相传的“长途旅行”过程中，必然经历种种增益、删减、润饰、再创作，亦即所谓变化。换句话说，以流言和讹言为载体形式的言论，必定是经过群体创作、润饰，在群体中辗转流传，才能最终成为“众人流传之言”。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否系有主名，流言和讹言的创作者都不可能是特定的个体或集团，其源头既无法追溯，亦无须追溯。
    （二）流言、讹言在流传中凝聚共识
    前面说过，由民间“戏语”经广泛流传而形成众所周知的传闻，是“讹言”生成的典型方式之一，例如《续汉书·五行志》所记桓帝年间的种种“瑞应”，应劭《风俗通义》记载的多种汉代俗神信仰。许多俗神信仰发生于误会、误传、戏语，但经历了“转相告语”（李君神）、“大以为神，转相告语”（鲍君神），“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城阳景王）等传播过程之后，往往由假成真，“治病求福，多有效验”（注：参见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3、341、342页。）。这些戏语、流言、讹言之所以能够成真，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凝聚、形成众人的共识。
    流言、讹言的传播主要通过非官方渠道。《汉书·五行志》关于“西王母行筹”的记载中对这种非官方信息传播有生动的描写：人们在收到有关信息后采取多点交叉辐射、接力传递的方式，“或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踰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奔走相告，以致“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大部分流言、讹言的传播方式当然不至于如此戏剧化，但以传统社会的通讯技术手段而言，其传播方式相当多元，速度亦可算惊人。《三国志·魏书·丘俭传》裴松之注引文钦与郭淮书：“军屯住项，小人以闰月十六日别进兵，但当长驱径至京师，而流言先至，丘不复详之，更谓小人为误，诸军便尔瓦解。”流言传播之速及破坏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一种言论信息一旦被众人选中而进入传播、扩散的非官方渠道，它的原创者、或者说始作俑者（如果有的话）就不再能控制它的成长和变化。传播过程是双向甚至多向的，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每一个传播者都参与创作。共识形成于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增益、删减、润饰。最后成型的流言、讹言所包含的政治、社会或宗教动机、诉求、期望、批判目标甚至表达方式都属于集体而非个人，例如霍光打击政敌引起的“群下讙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注：《汉书·杜延年传》。），以及“西王母行筹”过程中所呈现的群体心态。（三）什么样的言论信息能得到广泛流传
    在因流通渠道不够畅通而信息闭塞的传统社会，不可能所有言论信息都能迅速吸引众人的注意，得到广泛传播扩散，成功成为广泛流传的流言、讹言。每一则成功流传的言论信息，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情境、主客观条件，牵涉因素，极其复杂，要针对具体案例作具体分析。但有几项基本要素，不可不提。
    1.该言论信息主题对于接收群体之重要性。
    任何群体，当然有其人数规模、阶级、阶层、社团、地域、意识形态的定位，但更根本的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阶级、阶层、社团、地域、意识形态等因素在界定共同利益时可能具有重大影响，但随着社会政治时空背景的不断变化，利益群体的组成也是动态的，不一定局限于原有的阶层、地域、意识形态等界限。一般来说愈是牵涉该群体重大物质、政治利益，或涉及该群体关注的社会、政治、宗教议题的主题，愈容易引起其兴趣和注意。汉代流行的流言、讹言所涉及的社会、政治议题，虽然有时附有“荒诞”的包装，如“西王母行筹”、“黄天当立”、“大水至京师”等，对信之传之的民众而言多半具有重要性，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