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次“行西王母筹”事件的规模、参预者的狂热程度以及涉及的区域之广来看，在行筹事件发生之前，民间对西王母的信仰应已相当普遍。后来王莽代汉，改封元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以此事为新室之祥瑞，称“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着明。”（注：《汉书·元后传》。）但哀帝的朝廷及汉代史家对此事件的正式定性，仍然是“讹言惑众”。
    如哀帝初年得宠的近臣、屡被舆论指斥为灾异祸源之一的息夫躬，即于是年向哀帝建言：“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是后讹言行诏筹，经历郡国，天下骚动，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注：《汉书·息夫躬传》。）丞相王嘉则以为哀帝宠幸董贤，“奢僭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被发徒跣而走，乘马者驰，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为筹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注：《汉书·王嘉传》。）。明年（元寿元年，公元2年）正月朔日蚀，不久皇太太后傅氏崩。“是时郡国地震，民讹言行筹”，哀帝乃征孔光，免孙宠、息夫躬，罢侍中诸曹黄门郎数十人。谏大夫鲍宣上书：“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黎民，即位以来，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相惊恐。”（注：《汉书·鲍宣传》。）是年，杜邺举方正，对策“窃见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约俭，非礼不动，诚欲正身与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应，而日食地震，民讹言行筹，传相惊恐”（注：《汉书·杜邺传》。），亦指此也。
    与宗教、神话有关的传说、信仰，虽然在智者看来荒谬无稽，却不能简单斥之为迷信、怪诞、谬误。信众之所以相信，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背景和实际的需要，王嘉所谓“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是也。“行西王母筹”讹言的发生和传播就是一个例子，汉代人们对五德终始政治历史观的普遍信仰是另一个例子。王莽依五德相生说，推定代汉火德者当为土德；东汉自承火德，汉末意图代汉者亦多自居土德。所以汉新、汉魏之际，涉及赤、黄更迭的祥瑞灾异征兆及传说多不胜数，其中不少被标签为“讹言”。
    《汉书·王莽传中》载，新莽天凤二年（公元15年），民间“讹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莽恶之。”王莽自承土德，自然恶闻黄龙堕死。下令“捕系问语所从起”，显已违背先儒“流言不极”的教诲，结果自然是“不能得”。王莽对这则讹言可能引发的社会影响之恐惧不能算是过度反应，他只是不明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间舆论之向背不能靠高压堵截来操控左右。结果同类言论在民间持续流传发酵，终酿成“人心厌新”之社会思潮。
    《续汉书·五行志五》载，桓帝永康元年（167）八月，“巴郡言黄龙见。时吏博坚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为走卒戏语，不可。太守不听。尝见坚语云：‘时民以天热，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人间。闻郡以为美，故言。’”由民间“戏语”经流传而形成众所周知的传说，是讹言、民间俗信的典型生成方式之一。应劭《风俗通义》记载的多种汉代俗神信仰，往往生于误会、误传、戏语。但“桓帝时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应，皆此类也。”当权者有意利用民间戏语，以讹传讹，制造上天垂瑞的假象。然而，如“先儒言：瑞兴非时，则为妖孽，而民讹言生龙语，皆龙孽也”（注：《续汉书·五行志五》。）。民间戏语所言黄龙，即使当真，亦土德当令之象征。桓帝竟认为汉室祥瑞之征，毋乃天夺其智乎？
    桓灵之世，与土德相关之讹言陆续有来。《续汉书·五行志五》：“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馁，牵而胜之。”张角兄弟选择黄天、黄巾为其政治符号，显然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普遍信仰和社会心态。东汉末民间层出不穷的与土德、黄色相关的讹言，也可能对张角兄弟的这一选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然灾异与社会危机最易在民众中诱发讹言，上述大水、西王母、土德讹言发生之历史情境皆如是。汉代有不少讹言发生及流传于战乱及治安恶劣的社会环境中。
    在讨论“流言”时提到，申屠刚被举贤良方正，在对策中质疑王莽隔绝平帝与外家冯卫二族的用心。在同一篇对策中，他还指出：“今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至乃讹言积弩入宫，宿卫惊惧。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注：《后汉书·申屠刚传》。）可见即使接近权力中心的宫禁宿卫，在“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军行众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之际，也会因惊惧而受讹言的摆布。
    《后汉书·马严传》载，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马严出任陈留太守。“时京师讹言贼从东方来，百姓奔走，转相惊动，诸郡惶急，各以状闻。严察其虚妄，独不为备。诏书敕问，使驿系道，严固执无贼，后卒如言。”类似事例史不绝书。如《续汉书·五行志一》：“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讹言相惊，司隶、并、冀州民人流移。时邓太后专政。妇人以顺为道，故礼‘夫死从子’之命。今专主事，此不从而僭也。”李贤注引《古今注》：“章帝建初五年，东海、鲁国、东平、山阳、济阴、陈留民讹言相惊有贼，捕至京师，民皆入城也。”
    献帝初平三年（192），董卓被李肃、吕布等刺杀，董卓旧部群龙无首，人心惶惶，而朝廷当权者在处置这支凉州大军的决策上首尾两端，犹豫不决，加以“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注：《后汉书·王允传》。）董卓旧部相互之间，及与其他武装集团因而发生的冲突混战，激活了三国鼎立之前长达二十余年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