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如何消解流言、讹言的负面影响
    人类历史是流言、讹言充斥的历史，人类社会是流言、讹言充斥的社会。前面说过，当社会洋溢焦虑、恐惧、无助、危机感时，流言、讹言可以协助人群宣泄情绪、解释处境、“合理”想像，满足其心理需求。当不同集团、阶层、群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流言、讹言有探测舆情、宣示诉求、引导舆论甚至形成集体解决方案的功能。吊诡的是，它们的表达形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传统政治伦理的规范来衡量，颇具阴暗、暧昧、鬼祟、负面的色彩；它们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如何淡化、化解乃至消弭流言、讹言、妖言等信息对个人、社会、政治的负面影响，便成为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严刑峻罚之外，中国传统政治智慧采用的消解流言、讹言影响的心理策略，首先就是抢占伦理的战略制高点，例如妖魔化流言为“与管蔡同罪”，以讹言与妖言、诽谤同罚。关于这一点，前面已作讨论，在此不赘。
    其次是抢占智识制高点的策略，即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居高临下地蔑视、贬低这类信息，以及相信、传播这些信息的人，令相信、传播流言、讹言者不证自明地成为愚者。谁不想当愚者，当皇帝穿上只有智者才能见到的“新衣”招摇上朝时，你就必须跟随其他智者，同声赞颂新衣之新奇可异，即使你所见到的只是裸裎袒裼。
    《礼记·儒行》称许儒者之特立独行，可做到“流言不极。”孔颖达解释儒者不问流言所出的原因，说是因为他们“识虑深远，闻之则解”。这种说法与“谣言止于智者”同出一辙。认为流言、讹言止于智者，是假定这类言论充溢虚假、增饰、荒诞、不合理的信息，因此只要具备智慧，善用常识，深思熟虑，反复推理，即可轻易戳破虚幻。
    《吕氏春秋·察传》有关传闻的讨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辟谣理论之典型论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这些论述强调以常情、常识、常理，慎思推理，逐一分辨得自传闻的信息，从而揭穿以讹传讹的谣传，如著名的“夔一足”、“丁氏穿井得一人”案例。这些传统智慧闪烁着合理主义的光彩，至今仍被一些人视为对抗谣传的不二法门。可是，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狗似人之类以讹传讹传播模式，只适用于人们对非重要信息的被动传播，或见于闭门实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广泛流传的流言、讹言，往往经过传播者的主动选择，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增益、删减、润饰，通常不会歪曲、改变其本质诉求和目标。再说，我们日常获得的信息十之八九得自传闻，逐一分辨检验的可行性有多高？
    以“智者”的常情、常识、常理作为推定、检验传闻的主要标准，其实也相当主观。王充对先奏经传、诸子、史籍的观察结论，是审慎似圣人，贤妙如诸子，万世不易若经艺，仍可能言过其实。《论衡》所批评的大量虚妄、错谬，皆属汉代智者的常情、常识、常理。王充的论点虽然偏激，却也不是全然无理取闹。
    “谣言止于智者”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英雄欺人之谈。在信息占有极不对称的传统社会，不少讹言特别是流言的始作俑者、推波助澜者，本身就是“智者”。运用流言、讹言为政治斗争武器的不少也是智者。占有信息最完整、辟谣最力的官府，则往往最热衷于隐瞒信息、收藏真相。在信息制造、传播链上居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如果完全拒绝传闻类信息，他们又该从何处获知他们的处境、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用什么方式宣泄他们的情绪、宣示他们的诉求呢？
    第三种策略则是采取低调、回避式的态度，即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追谣，不辟谣，等待流言、讹言自动淡出历史舞台。
    这一低调策略符合古典儒家的对流言类信息的信念。《尚书，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既然无从或未经稽考之言“勿听”，流言自然“不极”，“不问所从出也”。不听、不极、不问，流言传闻终会自动消失，而自己耳不闻为静，正常思维、工作也不会受其干扰。所以孔夫子认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注：《论语·阳货》。）。
    与“流言、讹言止于智者”相比，“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战略有一长处，即保持耐性，留待时间作证。除了少数例子（注：有些具普遍意义的流言、讹言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终演变成神话、传奇甚至集体历史记忆。），流言、讹言的共同短处之一，是时效较短。在成帝初即位的大水讹言事件中，朝廷、百姓都乱了方寸，左将军王商独持异见，坚称那是讹言，认为一动不如一静。“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注：《汉书·王商传》。）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安帝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注：《后汉书·安帝纪》。）此亦运用“见怪不怪”策略之一例。
    然而这种策略也有其局限性。“见怪不怪”，有时其怪未必自败。应劭《风俗通义》载有多种汉代俗神信仰，皆因误会、误传、戏语而起，却愈传愈盛，越演越烈，非至始作俑者出面说明，戳穿虚幻，其俗信不能自灭。民间信仰乃至历史记忆中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至若流言、讹言一旦传开，即始作俑者也无法操控，岂能自败？正如王充所担心的，圣贤之人只管“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长，不理身冤，不弭流言，受垢取毁，不求洁完”，以致“恶见而善不彰，行缺而迹不显”；邪伪之徒却“治身以巧俗，修诈以偶众”，而“世不见短，故共称之；将不闻恶，故显用之。”“世俗之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污者，未必非善也”（注：《论衡·累害篇》。），怪不自败，真相又从何得知呢？
    即如前述王商因应“大水讹言”的策略，有其成功之处。民人一时相惊，或为讹传，官方则见怪不怪，以不变应万变，讹言自然破局。但如果政局持续不稳，生活和社会环境持续恶化，民众的焦虑、恐惧心理就无法以“智者”之不惑来消解，这类流言、讹言的预警及象征意义就不会过时，类似事件也会接踵而来。最后流言、讹言成为谶言，悔之晚矣！
    西汉成帝世，外戚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弄权用事，朝廷侧目。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劾之，反被诬大逆罪，死于诏狱。众庶冤之，以讥朝廷，有流言之起。其亲信杜钦欲救其过，说王凤曰：“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着明。”（注：《汉书·杜钦传》。）这种策略可称作“釜底抽薪”，治标亦治本，割除可能引发流言、讹言的病灶。如果当时的统治者真能视流言、讹言为社会疾病的征兆、民众不满情绪的折射，认真分析诊断，全面调理体质，预防重于治疗，虽不能令流言、讹言绝迹，却可使其对国家、社会、民众的负面影响和破坏性降低到可以承受的程度。